1月27日，北京市建委表示，此前一直只对拆迁户等固定群体销售的经济适用房，今后也将拿出部分对取得资格的普通市民销售。而几天前，上海浦东新区住房公积金运用中心廉租办称，以往只有低保家庭可申请的廉租房，范围将扩大到低收入家庭。

    这些虽然只是地方性政策，却传递出一个可喜的讯号：各地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时，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由政府出面保障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

    “京城居，大不易。”白居易1000多年前的感叹，让居住在大城市的人们仍深有同感。住，恐怕是“大不易”之最。连续几年，各大城市房价以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快速攀升，望房兴叹者越来越多。

    政府并未等闲视之，这几年出台的各种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远远超过其它行业。房价这匹野马，虽然套上了调控的缰绳，但其上升速度，仍使很多中低收入家庭望尘莫及。

    其实，解决住房问题，同样需要两手都要硬，用政策规范、控制房价，只是其中“一手”。另一手，是建立惠及中低收入和最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体系。如果没有后者，就算房价稳定了，单靠市场，中低收入阶层可能还是望房兴叹。在这方面，也有很好的政策：1998年国务院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23号文件就很有现实针对性。可惜的是，在操作层面上缺少一个严密的制度，以至于进度迟缓。

    回顾23号文件，它明确规定我国推行住房分类供应制度：对高收入者供应商品房，对中低收入者供应经济适用住房，对最低收入者供应廉租屋。

    然而，商品房发展轰轰烈烈，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供应却一波三折。在全国300多个地级市中，推行廉租房政策的只有148个。不少大城市先后建过经济适用房，但因为缺乏制度保证，很多经济适用房成了困难人群的“画饼”，非但吃不到口中，还得眼睁睁看着一些人从中渔利。

    如何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如何保证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能为中低收入家庭避风遮雨？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政策，还得通过可靠的保障制度，才能落到实处。新加坡的经济适用房叫“政府组屋”，超过84%的新加坡人都居住在组屋里，其人均住房面积达到了30平方米。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新加坡供给制度体系很严格，政府会经常派人上门检查，如果住户经常不住，或给别人居住，政府就会收回“组屋”。

    多盖些楼，或许还比较容易。但在忙着盖经济适用房的同时，应该花更大的力气去制定相应的供给制度与监督保障制度，制度是落实政策的保证。制度当然还要有人执行，我们有一支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但往往在依法行政时，却显得捉襟见肘。其实，类似新加坡这样对经济适用房的事后监控，并非难事，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真正以人为本，急百姓所急，谋百姓之利。

    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和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这两手都硬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才能更健康更成熟。 (潘承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