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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和新政打造“效率昆明”急攻软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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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3-25 14:27:02 来源：春城晚报 |
“哪样是软环境啊？”疑问出自昆明海口镇一位农村学生的家长之口。当儿子带回一张“软环境建设意见”表，说老师要求一定要填写，这位只知道耕田种地的中年农民一脸困惑地打电话问朋友。
眼下，软环境建设，正如昆明日益升高的气温，迅速影响着从政府官员到普通市民的生活。昆明，这座有着宜人气候、一直被誉为最适宜生活的慢板之城，正被一位外来官员的急促语速和脚步快推向前。于是，“昆明新政”成为昆明本地，仍至全国媒体和网友们议热的时髦总结。
到今天，素有“个性官员、新闻人物”之称的仇和，从江苏省副省长任上飞降昆明履职3个月，不到百日，这位新任云南省省委常委、昆明市市委书记用“软环境”——这个一般人很难全面理解的概念，开始了对昆明的“新政”建设。
几乎无暇仔细琢磨，昆明各级行政机关纷纷以向市民发放“软环境建设意见表”、举办座谈会或推出各种改善软环境措施，快节奏行动起来。近期，“软环境”一词见报率之高，足以让那位海口镇的农民很快知道，“软环境”对他意味着什么；而对公务员们来说，软环境，首先是对“能不能再快一点”的切身体会。一个“快”字，正慢慢逼升着昆明官场的行政效率；对普通市民而言，效率，将让习惯了慢节奏的他们知道，无论办事还是解决难题，不会再被一拖再拖，久拖不决。
昆明人慢慢意识到：生活原来可以更快的。
软环境建设逼升行政效率
“现在办下一个户口最长要多长时间？”“为什么要25天，能不能再快一点？” “如果市民要办理相关手续，现场可以办结吗？” “现场勘察、现场认证这是不矛盾的，不能现场办证的就别进来，不叫便民，要跑两个地方，反而劳民了。”
“实现建设现代新昆明的目标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时间越紧，越要争分夺秒；任务越重，越要埋头苦干；压力越大，越要奋发拼搏。”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增强效率意识，凡事讲求一个“快”字，对事业、对工作都要有一种时不我待、寝食难安、力图突破的紧迫感、危机感和使命感，珍惜每一刻、抓紧每一天、走好每一步、干好每一年。要树立“等不得”的紧迫意识、“慢不得”的危机意识、“低不得”的目标意识，开展“效能革命”，打造“效率昆明”。
这些口号式风格的语言，并没有停留在讲话稿中，今年春节刚过，昆明对５０６项市级行政审批项目进行新一轮全面清理，保留１９７项，取消７１项，其余合并或下放县（市）区，或转为管理服务。随后，按照“流程最短、效率最高”原则，重新设定审批时限，每一行政审批项目的审批时限，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压缩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随后，首问首办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和服务承诺制三项制度陆续推出。全市所有部门主要负责人在媒体上就限时办结、服务事项与服务标准等作出公开承诺。昆明市８位副市长也就如何推进所分管的工作在媒体上作出承诺。
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以提升效率为核心的“新政”刚刚开了个头。
阳光政务下的效率与民众期盼
2月14日 ，昆明市委、市政府召开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建设动员会，正式拉开“软环境攻坚战”，确定“推行党务、政务公开，营造一流的软环境，为加快现代新昆明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各县(市)区、各部门‘一把手’，要在新闻媒体上公开亮相，作出公开承诺，并将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副处级以上干部，要公布姓名、职务、分工、工作电话，制作《市情手册》摆在书店出售……”2月16日，从市委书记仇和、市长张祖林，到所有副处以上党政领导的工作联系电话，以及市级主要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等见诸报端。
此举立即成为全国范围的热论焦点。长期以来，“政府热线”、“市长热线”这个官民联系渠道，在昆明和国内其他城市并不新鲜，但像这样大规模在公众媒体公布官员职责与工作电话，在全国并不多见。
领导电话的公布，使有的市民积压数年的个案得以迅速解决，有市民现场投诉的问题，得到有关部门高效的处理。于是，有媒体极力渲染“我和仇和书记通了电话”之类的报道。
但是，更多市民保持的则是“谨慎的乐观”。昆明市一位政协委员说，电话号码的公布只是政府工作作风转变的一小步。“只能说明老百姓有地方找人了。但能否找到人？找到人后又怎么办？政府还需有一系列具体措施。”能否因此执行好“阳光政务”则是另一个问题。云南大学教授熊思远就认为，“公众对领导干部联系电话的需求，不仅是出于解决具体问题的需要，更是对沟通无碍的对话机制的渴求。”
争论并没有让这一“新政”停下脚步，而是走得更快。昆明随即公布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工作电话，其中有部分是手机号码。昆明有的区县公布了副科级以上干部电话。这种构建“全天候”沟通渠道的做法在基层也在推行，五华区新村派出所就将社区民警手机号码印上名片，以便让辖区居民“24小时找得到人”。
政府积极与民沟通的善意和举措得到回应，有网友自发在网上征集“拨打领导干部电话自律公约”的相关条款。人们开始讨论的是，如何让官民沟通渠道“保持效率”。显然，作为“昆明新政”的重要标志，领导电话与分工职责的公布，也给市民上了一堂政治课。这堂课的主题正是“效率”。
或许，只有当习惯于慢节奏的昆明市民，对高效率有了切身的感受，提升行政效率才能有强大的推进动力。
效率提升会否逼出曲意迎合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仇和到任昆明3个月后，“昆明新政”正改变着昆明人的生活节奏和官员的行政思维。多个涉及交通解堵的工程项目纷纷开工，从道路的私改公到“城中村”改造重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效速度拉开帷幕。市民开始习惯把政事作为谈资，官员们也明显感到“时间不够用，事情比较多”。就记者观察，接触到的公务员加班时间延长，节奏明显加快。
当然，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也少不了抱怨。“今天，你被仇和了吗？”这样的问候语悄悄流传。一位区政府公务员私下向记者坦言，新措施推出速度太快，有点跟不上。“地毯式的观念轰炸”让人应接不暇，还需慢慢适应。他担心：“上级是想大刀阔斧地改革，但下面的理解和执行力度是否能与之相适应？”
从媒体报道可以看到这样事例：过去二代身份证数月拿不到，如今办事人员主动送证上门，这样几乎180度的转变，让人担心效率会否扭曲。于是，在对行政效率迅速提升的一致赞美背后，外界对另一种“效率”表示出担忧。
颇受争议的“瞌睡局长”被勒令辞职事件，引起全国网络关注，对该事件热议的舆论并未一边倒。南方一家媒体就评论道：“打盹儿丢官”是长官意志的表现，人治色彩浓厚；更严厉的批评则是，副局长被摘掉乌纱凸显了权力对更高级别权力的献媚邀宠。“当天的批评只是要这位副局长改进会风，并没有任何更多的意思。”随后，《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还原了仇和的真实想法。报道说，仇和当众批评这位副局长后，并没有进一步的“指示”和“授意”。
相对应的是，在《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中，仇和表示：“今后我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 (记者 赵梅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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