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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执政思想论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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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4-14 22:41:39 来源：党的文献 |
摘 要：建国初期，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他从西南地区实际出发，认真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科学分析执政环境，求实升华执政理念，不
断探索执政途径，切实打牢执政基础，创造性地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他的成功实践和理论经验，为我党实现从革命到执政的伟大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初期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的执政思想与实践，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今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并进一步探索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一、科学分析执政环境，确立具有鲜明特点的执政理念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分析了党执政以后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他指出，从现在起，我们党"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他正确地预测了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国内阶级斗争的新形势，确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科学分析执政环境后作出的正确决策，特别是他发出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号召，成为我们党长期执政的历史镜鉴。
建国初期的西南，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十分特殊，这对于长期从事军队领导工作的邓小平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对此，他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
对于西南的经济环境，邓小平认为，西南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农副产品生产充足，商业流通出超，工业生产特别是重庆附近的重工业超过上海，四川的工业生产在全国仅次于东北，居第二位。尽管国民党对西南经济实施了大破坏，但总的来讲，我们建设西南在经济上有优越条件，需要的是主观努力。政治环境上，西南地区是封建势力加上国民党十多年法西斯统治的地区，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巢穴，所以困难更多。因此，我们要正视困难，想各种办法去克服困难。西南还有一个突出特点是少数民族众多，是民族关系复杂的地区，如何实现少数民族的解放，增进民族团结，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巩固西南边疆，这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
正是基于对西南执政环境的正确分析，邓小平提出，我们到西南主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搞好内部团结；二是依靠西南人民；三是搞好统一战线。只要我们"好好学习，向西南的人民、向周围的同志，向毛主席、党中央好好学习"，我们就一定能够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一点，不论革命还是执政，都是一以贯之的。1949年12月8日，邓小平和刘伯承进驻重庆。40多天后，在邓小平主持下，西南局提出了"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的目标，召开了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产生了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邓小平豪情满怀地说："不用怀疑，人民的新重庆是会在重庆人民团结的基础上加速地建立起来的。"
"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是邓小平主持西南局的执政理念。邓小平强调"人民的新重庆"，包含两个基本要素：第一，政府是人民的，就是新重庆、新西南的政府必须彻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势力的束缚，必须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第二，政府也是为人民的，就是政府必须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施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既是对党的宗旨和任务最简洁生动的阐释，也是邓小平和西南局执政理念的第一次公开宣示。
二、不断探索执政途径，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进城之初，西南局计划"在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以后，工作的重点便要转入农村，等农村工作有了基础以后再建设城市"。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邓小平就在中共川东区党委扩大会上对此作出了重要调整："把城市与农村两者并提，而且把学会管理城市提到前面。""中国要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必须把城市搞好。没有城市，中国是不可能完成统一的。"他指出："我们到西南后的工作情况也可以体会到这一点。譬如重庆搞不好，就没有办法统一，重庆本区域以及外区的物资就无法交流，物价就要波动。城市管理不好就没有中心领导，这可以看出城市领导乡村已经是事实了。我们想慢一点处理这个问题都是不可能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50年12月，邓小平在执政一年之际，第一次概括出城市工作的五个方面，而且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解放前，重庆是一个带有明显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经济中心。建设新中国的新重庆，既要继续保持和发展它的生产性，进一步发挥其作为经济中心的作用，同时又必须对它进行改造，即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中心，建设成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经济中心。这表明，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从执政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作为党执政的核心工作的伟大探索。
在刚刚解放的大西南，既要肃清国民党军队的抵抗和土匪袭扰，又要保证社会安定、梳理民族关系，更要经得住各种社会势力对共产党的观望考验。邓小平坐镇重庆，依托重庆，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不放松。他给刚刚创刊的《重庆日报》题词"发展经济，交流城乡"。对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中央制订的"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根本方针。
当时在党内，对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存在不同意见。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共产党是"只顾公不顾私"，对其能否真正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持观望态度。邓小平做思想工作的着重点在党内，而政策上的着重点则在鼓励、保护发展私营经济。他教育党员干部："我们将来要实行社会主义，但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条件准备成熟了，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同时并不因为将来要实行社会主义，现在就不扶持正当的私营资本的发展，这是因为我们认为正当的私营经济不但为今天国计民生所必需，而且私营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也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作了准备。"因此，"人民政府在考虑国营经济事业的时候，必须兼顾到私营经济事业"；私营经济事业在考虑自己的业务时，也应兼顾到公的方面，除了有利可图之外，还要设法使自己的事业有利于国计民生。如果做到了兼顾，就可以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发挥整个社会经济的力量，获得共同的发展。共产党员和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的责任，就是要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事实去打消一切怀疑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人的顾虑。总之，"新的社会正为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开辟一条广阔发展的道路"。
三、全心全意依靠工农群众，进一步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
作为新生的人民政权，如何为工农群众谋取实实在在的利益，是打牢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的关键。
关于广大的农民，邓小平说："80%以上的农民是人民政府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基础，我们人民政府离开了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基础，只有死亡，不能巩固起来，革命胜利就好似建立在沙滩上，会垮台的。"西南一解放，邓小平首先提出在农村抓好剿匪、征粮、春耕三件大事，把农民群众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随后他就着手解决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大问题。
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履行对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的庄严承诺的伟大变革。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由于西南地区解放较晚，实行土改条件尚不成熟，邓小平从实际出发，提出："分配土地的改革，只能在减租退押反霸运动的基础上，即在群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业已提高的基础上去进行，……做好这一步就是在群众条件和干部条件等等方面，为土地改革作了最实际的准备。"西南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从1950年7月起，先后在208个县、7个市郊全面展开。邓小平首先考虑要充分满足农民群众对于减租退押合情合理的要求，进而适当满足贫雇农的经济要求，并随着运动的深入，改造了农会领导成分和农村政权，从而奠定了分配土地的可靠基础。这场涉及西南人口83%、惠及6660余万农民的伟大变革，到1951年4月中旬宣告胜利结束。邓小平欣慰地向中央报告，"总起来看，农民是真正翻身了，农村出现了崭新的气象"，还把这喻为"西南的淮海战役"。
由于有减租退押打下的坚实基础，随后开展的西南土改便势如破竹。从1950年冬开始到1952年4、5月间，四川、云南、贵州的土地改革先后结束，西南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邓小平在总结西南土改工作时指出："尤其要教育干部懂得，土改和减租退押反霸一样，任何时候都要依靠群众组织力量，依靠贫农雇农，坚固地团结中农，并在群众的觉悟基础上去完成任务，随时警惕和防止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这些坚持党的基本方针的经济政策，使得西南地区在短时间内让4500多万农民分得了土地，从而极大地巩固了党在农村执政的阶级基础。
从接管城市那天起，邓小平就提出了"在工厂及其他部门依靠谁"的问题，他旗帜鲜明地说，我们既要团结和依靠旧人员，但"更需要依靠工人阶级。……如果我们不去依靠工人阶级，那是一个根本的思想问题"。因此，当不法商贩投机倒把、敌特蓄意破坏，导致金融混乱、物价飞涨时，他组织力量整顿金融、稳定物价、加强工商管理、镇反肃特，为经济的有序发展和人民的稳定生活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当西南地区党政机关因办公用房紧张而占用渝舍、王园时，邓小平严肃地指出，要把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当成一件大事来抓，要让人民在节假日有休息游玩的地方。他着眼宏观，又关注细节，抓大事，也管小事。他说："所谓对人民有利的事，就是这些事，如过去盐一元一斤，现在只要九角九分；过去只能吃一斤盐，现在能吃一斤一两；以前过年过节没有肉吃，现在可以买肉吃，这些哪怕是极小的经济问题，都能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使人民对政府和干部更加拥护。"他要求党和政府"用高度的热忱去关怀工人阶级的各方面，从政治上、文化上、生活和物质福利上去关心他们，不要忽略有利于工人的’小事’"。
对如何处理好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邓小平始终是实事求是的。解放初期，一些同志以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为由，一味要求提高私营企业工人的工资。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到底怎样才符合工人利益的大问题。他实事求是地指出，当前摆在人民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政权，因此巩固政权就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在目前全国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忍受暂时的困难，我们就不能巩固政权。……今天，为了巩固人民政权，农民在忍受困难，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也要忍受这个困难。从解决经济问题本身来说，也有一个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分。如果我们只讲眼前利益，要工人有饭吃还要吃得好是可以的，但为时很短。因为工人要多得工资，资本家拿不出来就要关工厂的大门，这就不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了。如果由于我们过左的行动，影响工厂生产甚至导致工厂关门，那么，我们共产党所做的是有利于工人呢？还是有害于工人呢？"他反复告诫党内同志："我们这样做，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克扣，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社会主义的立场，来确定应给的就得给，不应给的就不能给的原则，这完全符合我们的阶级利益。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拆房子分砖，那是没有前途的，如果现在还要这样做，我们就将成为一个没落的阶级。"邓小平的这些做法不是单纯的劳资利益调整，更彰显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人民政权"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工农联盟为主导"的阶级本色。
四、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不断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统一战线"是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工农群众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中创造的法宝之一。执政以后，这一法宝是否还管用？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反复强调，统战工作是我们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部分，要贯彻到底。作为一个执政党，就是要把执政的群众基础弄得宽宽的、厚厚的，"少树敌人，团结朋友"，"朋友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这明确表达了邓小平的一个执政理念：仅有阶级基础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而统一战线就是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法宝。
按照党中央的要求，解放之后就要及时召开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是解放初期人民参政的一种形式，其代表由推选、邀请、商定及选举等方式产生。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它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后曾代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邓小平指出，"我们到西南后的主要工作方法，是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只要我们善于与各界人士共事，善于运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善于团结人民，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一年后，邓小平说："实践证明，这是联系群众、解决问题、巩固统一战线的最好的形式。"
与此同时，邓小平根据党中央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精神，结合西南的实际，制订和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一是对接收的国民党军官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好的可以工作，或参加建设，……坏的，土改以后放他回去他也不能捣乱了。"二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一脚踢开资产阶级的思想是错误的、危险的"，在劳资关系、公私关系上要认真地实行"两利"、"兼顾"的政策。三是重视发挥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人民政权中的作用。邓小平告诫党员干部，在各级政府中今后会有许多党外人士当部长、科长，如果有些党员同志当副职，一定要接受人家的领导。即使党员是正职，党外人士是副职，也要遇事商量，真正做到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四是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以"搞好团结，消除隔阂"为中心任务。他要求各级干部"从政治上坚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而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是要使各兄弟民族人民的经济生活一天天的好起来"。
邓小平始终坚持人民政府为人民的理念，忠心耿耿为人民办事，使我们的党和政府受到西南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从而扩大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五、创造性地加强执政党建设，为党长期执政构筑坚实的政治基础
对如何实现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变，主政西南的邓小平也作了有益的探索。
第一，要实现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变，党必须加强政治建设。在革命战争的特殊环境下，党实行一定程度的专断是不可避免的。执政后，党带领人民制定法律，实行法治，党自身也必须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建国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邓小平说："政协的共同纲领是与中共的最低纲领相符合的，是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如果共产党员不执行，就是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就是违反了党的最低纲领，也就是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对于这个纲领发生任何怀疑或者阳奉阴违，都是不许可的。"
第二，要实现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变，必须不断坚持思想建设，加强理论武装。邓小平认为，不管是老同志还是刚参加革命的新同志，都必须首先解决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问题，提高理论修养。"毛泽东同志从来都是重视理论的"，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更好，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就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为提高执政水平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三，要实现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变，必须始终如一地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培养大批具有相当执政水平的干部。邓小平主要抓了三个方面：一是在产业工人中大量发展党员；二是对西南地下党进行整顿，以保持党的纯洁性；三是在干部使用问题上，坚持德才兼备，特别是"要造成一种环境，破除靠’资’吃饭的旧意识。……德、才两个字实际上包括了’资’。’德’就是政治品德，’才’就是从事革命事业的才能"。同时大力培育和提拔年轻干部，"无论在地方工作和军队工作中，都要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这是可靠的力量，我们的老同志应当培养而不是忌妒他们"。由于措施得力，西南地区很快就摆脱了解放初期党员和干部严重缺乏的局面，为后来全面开展经济社会建设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
第四，要实现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变，必须加强执政条件下的制度建设，保证执政的有效性和规范性。邓小平重视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他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表现形式。对于存在的个人包办和个人决定重要问题的错误现象，他要求各级党委、党组，"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1949年12月11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进城后的西南局常委会第一次办公会议。他重申必须坚持"两月的汇报制度"，即在坚持重大事情及时汇报的前提下，市委和重要的企业党委必须每两月向省委、区党委和中央局汇报综合情况，以保证上级了解情况、检查执行情况、及时指导工作。他就是通过这些具体的制度来保证民主集中制的实行，把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落到实处的。
第五，要实现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变，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早在湖南常德时，邓小平就对进军西南的部队和地方团以上干部敲响了警钟。他说，进城后一定要万分警惕李自成入北京后的享乐思想，绝不可居功自傲，认为江山是自己打出来的，只能自己来坐，李自成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西南解放后，在胜利的形势面前，党内部分同志产生了贪图享乐、不愿再艰苦奋斗，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思想。有些党员经不住进城的考验，发展到贪污腐化，有的甚至对自己的婚姻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闹着要"改组"。邓小平对这些问题非常重视，他严肃地指出："西南工作的根扎得正不正，就看这三万人的作风正不正。如果作风不正，根扎歪了，就会贻害无穷。"为此，他狠抓西南地区党员的思想作风教育，从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到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抵制享乐思想、腐化行为，用"两个务必"思想来教育广大党员同志。这些举措使得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得到了遏制和纠正，巩固了广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了执政党优良的党风、政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影响。（周勇/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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