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建议深圳在全国率先建立贫民区，允许进城务工农民工等贫民在区内搭建贫民窟，认为这种做法可以解决农民工无法在城市安家的难题，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自由的好办法。

 所谓“自由”，意味着农民工应和城市原有居民享受同样的待遇：同工同酬，居住权，社会福利待遇，受教育权等，秦教授的构想却是在建造一所“城外城”，不错，在这座城外城里，农民工是平等的，“自由”的，但他们拥有了专属于自己的“贫民窟人”烙印，将不得不忍受“城里人”更为异样的俯视目光。这样的“自由”，不提也罢。

    城外城既然被定位为贫民窟，其相应的配套设施，如教育、医疗、卫生、公共设施、交通服务等，显然也只能是“贫民级”的，这有形的隔离，是让农民工这一阶层能够“寄生”在城市边缘，却又不至于和城市融合，令“城里人”既能享受到农民工价廉物美的服务，又不需要为这些“贫民”付出过多，如果说这样是对农民工的尊重，那么这种尊重，不要也罢。

    秦教授说得没错，在许多发展中甚至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都出现过大批农民进城的现象，都出现过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贫民窟”，但这些贫民窟无一例外是自然形成，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逐渐淡化、消失、变迁。而相关城市政府所做的，则是给这些自然形成的贫民区以足够的政策倾斜，尽快将之社区化、城市化。在伦敦、巴黎、伊斯坦布尔、里约热内卢，许多这样的“贫民窟”出现又消失，然后又在其他地方重新出现，这种出现—消失—再出现的循环往复中，城市化的进程便不断扩展、深入。它们也建福利房，但这些福利房因地制宜随处分布，并用于安排那些确有需要的贫民，这些享受福利房的贫民，既有“城里人”也有“乡下人”，福利房的对面，也许就是高档公寓或者繁华的商业区。类似秦教授所构想的、由政府统一规划、专为农民工设置的城外城式贫民区，只有当年的南非才搞过———他们在“白人的约翰内斯堡”南郊，人为制造出一个“黑人的索维托”。

    城市化进程是大势所趋，而贫富混居又是世界潮流。农民工的问题理应得到解决，但必须建立在尊重、平等的基础上，绝不能仅仅把农村从山乡搬到城市郊区，而变相地将不平等制度化、实体化、程式化。（陶短房 旅加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