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王强华做客新华网 新华网 张龙 摄

胡福明的“唯生产力论”吸引了我

    【主持人】王老，您好！当年您是在怎样的环境中认识这篇文章的作者胡福明的呢?

    【王强华】当时胡福明是南京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教哲学的，我当时是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专刊的主编，本来我们是不认识的。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7月在南京召开一个理论讨论会，主题是深入揭批“四人帮”、划清理论是非界线，我在这个会上认识了胡福明。当时他有一个发言，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个所谓的“黑六论”，其中有个“唯生产力论”，认为是修正主义。他说这不是修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但是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还是受“两个凡是”的框框限制。有人反对他，说“唯生产力论”就应该批，结果他们就争论起来了。在休会期间我找到他，我说在北京一些著名的理论学家也是这个观点。这样我们就认识了。我觉得这个人有一定的理论修养，思想也比较解放，敢于突破框框，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我就请他给我们报社写篇文章。说真的，当时确实没有想到这篇文章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后来，我们一直通过写信联系。

    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王强华做客新华网时，展示了1978年元月19日他写给胡福明的信。新华网 张龙 摄

    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王强华做客新华网时介绍，他是在参加南京地区理论界理论讨论会时认识了胡福明。新华网 张龙 摄

    【主持人】由于通讯比较落后，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编辑和作者之间只能通过信件交流观点。

    【王强华】对。我一共给他写了五六封信。

    【主持人】这封信的落款是1978年元月19号，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

    【王强华】我在信里写的是：“你好！你寄来的稿子，我回来之前有关部门就处理了，《什么是生产力》一文，他们认为写的简单了一些。我把原稿的第一部分压缩了，突出后面部分，但是觉得长，是不是请你删一些，有些地方文字意思有点重复，是否可以精炼一些。另外，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你仔细掌握一下，不要让读者有马列主义过时了的感觉。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 当时，关键就是这几句话，因为我感觉这个问题比较尖锐，怕批不好。

    【主持人】信件中这些意见只是您自己的，还是报社领导的指示？ 

    【王强华】是我直接给他的，就是报社编辑直接跟他之间的一种交流，没有经过哪个领导。

    后来3月份又给他一封信，那封信就比较具体了。这是3月13号的一封信（向网友展示）：“听说你要来北京开会，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到京，你的文章基本上已定稿，但现在看来联系实际方面的内容较少，原来想等你来京面商，可是老等也没等到你来，只好把小样寄给你，请抓紧补充。你的文章立意是清楚的，但为了使文章更加具有战斗性，可适当增加联系实际部分。由于‘四人帮’多年来只抓住片言只语吓唬人，束缚人们的思想，致使一些同志至今仍不注重实践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从定义出发，离开具体条件硬套某个指示。结果心有余悸，许多工作搞不好，请考虑能否把这样的话加上。”   

    【主持人】这样一来二去，您和胡福明同志也熟悉了？

    【王强华】对，就这么认识了，当时他就是一个普通教师，当时报社还是很少的，他也愿意结交我这个当编辑的朋友。 

    【主持人】现在你们之间还有联系吗？

    【王强华】因为我家在南京，我经常回去，我女儿在南京，差不多一两年回去一次。他有时候请我吃饭，联系还是有的。

   实际上这件事情就是一场政治斗争

    【主持人】我们大家后来熟悉的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作者一开始的题目，这个标题经过了几次变更？中间都有着什么样的原委？

    【王强华】一开始约稿，改来改去放到哲学版的大样上，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后开又改了两次题目，一次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次叫《实践是一切真理的标准》。最后大样要给杨西光总编辑看，总编辑看完以后把我叫去了，说这个文章放到《哲学副刊》里就可惜了，要放到第一版的位置。第二个意见说这个文章要做比较大的修改，他就告诉我应该怎么修改。我听了以后觉得按照总编辑的说法改动相当大，作者也不在北京，怎么改？

    也很巧，正好4月13号，胡福明到北京开会，我就把他接来了，后来在《光明日报》社，由杨西光主持，孙长江、胡福明、我，还有一个理论部主任马沛文临时召开了一个小会，当时没有会议记录，是很遗憾的事情。但好在我是当过记者的，随身带了一个本本，开始我也没想记，后来讲得最精彩的话随手就记下来了。我记得杨西光说：“这个文章很好，我们准备用，但要改。”杨西光让孙长江和胡福明说说这个文章该怎么改？孙长江认为应该从路线问题切入写，胡福明认为应该从理论问题切入写，他们角度是不一样的，后来孙长江说也可以从路线和理论结合起来一块写，后来就没有讨论这个事了。最后杨西光要求：“路线和理论一块写，要全面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两个凡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两个凡是”，就记下来了，后来想想，其实这个会是很重要的一个会。

    我们把第8次改稿拿给杨西光看，又经改后的文章我们发现虽然没有“凡是”了，但是加了一个“所有”，这里面要批“两个凡是”的用意已经很明确了。

    【主持人】这篇文章经过很多次修改，有没有意识到一点这篇文章会有什么意义？或者跟其他文章不寻常的地方？

    【王强华】这是杨西光秘书写的一篇文章：曾经有人提醒，发表文章要冒很大风险。杨西光说，我已经老了，“文革”那么大的险滩都闯过来了，还怕什么呢？文章发表前，他在一次报社负责人会上宣布要发表这篇文章。“这是一场事关中国命运的、尖锐的政治斗争，如果结果好那不用说，如果因此我们受到误解，甚至受到组织处理，由我承担责任，但我们也要相信，历史最终会公正的作出结论。”我听过他爱人也讲过这个话，说明他已经做好这个思想准备了。  

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王强华做客新华网 新华网 张龙 摄

    【主持人】您认识到这篇文章的风险了吗？

    【王强华】实事求是讲，我那时候就是一个普通编辑，并没有想很多，只是觉得文章比较尖锐，怕说反对马克思主义。当时我只认识到这个程度，还没有想到坐牢什么的，但想到可能不让我再做这个工作了。

    当时，我有个观点，“两个凡是”说白了就是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等于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当时全国绝大多数人民都希望邓小平赶快出来工作，看到文章“两个凡是”的提法，很多人认为是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信号。实际上这个事情就是一场政治斗争。

    【主持人】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各界怎样的反响？

    【王强华】发表以后我们都不敢说话了，感觉周围空气都很沉闷，那时候也很害怕，有些人给我们扣的“帽子”很大的，又是“砍旗”，又是“反动”等，直到6月2日邓小平讲话以后情况才逐渐好转。    

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王强华做客新华网时带来的史料《邓小平年谱》 新华网 张龙 摄

真正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不是文章，而是讨论

    【主持人】作为党报编辑，您亲自经历和见证了这场改变历史的巨澜，您如何评价这段历史？

    【王强华】其实，真正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不是文章，而是讨论，是邓小平的战略眼光。一定要把文章的发表跟讨论分开来说，它们是两件事情。因为我们组织这个文章的时候没有想到那么多，但是邓小平是看出来的，他当时说：“马列主义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邓小平说要估计斗争的发展，其实是看中了这篇文章的政治意义。

    我觉得这篇文章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知道那套东西不行了，肯定要解放思想，正好我碰上了胡福明，碰到杨西光很重视。但不管怎样，这件事情迟早要发生的，不是这种形式就是那种形式，不是这个报纸发就是那个报纸发。我觉得更应该归功于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高瞻远瞩，看问题能看到要害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