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当时已准备坐牢 |
|
| 2008-5-12 10:23:03 来源：南方都市报 |
30年前，胡福明43岁。头发花白的他与孙长江等人合作，写下了名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声。该文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否定“两个凡是”、进一步反思“文革”和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和舆论基础。
这篇文章改变了胡福明的命运，使他由学界转入政坛；
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的走向。彼时，“文革”的创伤尚未痊愈，旧有的思维模式仍强悍地霸占着主流意识形态广场。这是一个需要回归常识的年代，胡福明内心激荡的想法与中央高层的革新力量不谋而合，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国内有识之士在新时期将来未来之际谋划的意识形态“兵变”。“说到底，这篇文章也只不过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讲了大家想讲的话。早晚有人要出来讲话，要出来写文章，要来批判”两个凡是“，你相信不相信？这是历史的规律。时势决定了需要这个文章，而我恰好是写了这个题目，恰好比人家早讲了几天，就起这么个作用。”胡福明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
30年后的今天，胡福明的头发全白了。早上，他仍要踱步到江苏省政协自己的办公室内读书。案上放着出版社刚刚邮寄来的全本《赫鲁晓夫回忆录》。“我原来读过，但是被删了很多，所以这次买了全本。”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仍是他迄今最关注的时代话题之一。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文革”的废墟上启程的。粉碎“四人帮”后，南京大学的讨论气氛非常热烈。身为哲学系副主任的胡福明，觉得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应该出来说话了。在南京大学召开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他第一个发言；在江苏省委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万人大会上，他也是第一个发言。
他还不断在发表文章。1976年，南京大学第四期学报发表了他的《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从1977年开始，胡福明在南大学报上基本上每期发表一篇文章。因为存在争论，他的《谁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这篇文章一年之后才敢发。这时，两报一刊提出了“两个凡事”的论断，胡福明决定向“两个凡是”开火。
当时凡是穿牛仔裤，跳迪斯科，留长发，唱邓丽君歌曲等都叫“精神污染”。我觉得很可笑，我主张不要扩大化，人家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花色，那是人家的兴趣爱好，你别问，只要不把裤衩套在头上就行，这是我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
政协在参政议政上是比较活跃的。但是总的说来，民主监督很难，这个牵扯到政治制度设计，很多情况下人民没有知情权，监督也缺少制度保障。我觉得没有权力的人监督有权力的人，这个本身就不好办。
我始终认为，一个国家要建设民主政治，要民主监督，要依法治国。
批“两个凡是”，心里有点虚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二七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的说法仔细研究我就觉得不好，这“两个凡是”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都要维护，都要贯彻，那么人民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这就不可能了啊，那么许多冤假错案都不能平反了。毛主席的决策都要维护，都要执行，毛主席讲过的都是真理，都要坚持。“文化大革命”还要七八年再来一次，中国人受得了吗？
有一次省里召开座谈会，讲教育战线的，我发表意见说，教育质量是下降的，教育领域也很乱，科研也没法搞。当时有些老同志怕我闯祸让我千万别说，我说我讲的是事实嘛，我从这些现象中觉得拨乱反正降温了。“两个凡是”出来以后，批判“四人帮”更难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从来不说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是对的，我不敢公开说是错了，但我心里认为是错了。我感觉到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大概到1977年三四月份，我开始酝酿写文章了，观点已经明确了，就是要批判“两个凡是”，但是呢，心里有点虚啊。
我不晓得“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提的，我知道是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文化大革命”以来，两报一刊的社论从来都是代表党中央发言，而且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一直都是通过两报一刊社论来传达。所以批判两报一刊的社论不就是等于反党反中央嘛，这个罪名可大了。而且“两个凡是”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子出现的，那我批判“两个凡是”等于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这个罪名更大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在中国没有比这个罪名更大了。弥天大罪，历史上的汉奸还赦免了，反毛主席不能赦免。“文革”期间，由于喊错了口号、批评毛主席的错误的，被枪毙的每个地方都有啊。
说领袖也犯错，对凡是派打击最痛
我不能和家人同事商量。越是这个题目，越是不能商量，一人做事一人当，千万不能跟他们商量。一旦事发，肯定牵连。当时还是下决心要干，第一，我是理论工作者；第二，我是共产党员；第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南大校园里私下里都批“文革”，几乎是公开议论，但是没有批“两个凡是”，因为大家没有发现“两个凡是”问题。我发现了“两个凡是”，我只能一个人去搞。
犹豫很久，个把月吧。我是吃过“文化大革命”的苦的，也担心再被整。最后还是战胜了自己，但是怎么搞呢，当然不能说“两个凡是”是错的，写在标题上，公开向“两个凡是”宣战，那是不行的。一个老同志曾根据我的一贯表现警告我说，不要学《三国演义》里面的许褚，赤膊上阵，要能够保护自己，自己要站住了，才能够打仗。我懂了，因此我千方百计回避“两个凡是”，我给“两个凡是”另外找了个靶子，叫“句句是真理”，所谓“天才论”、“顶峰论”，它们与“两个凡是”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嘛。读者一看就能够明白，这就行了，我就达到目的了。
同时我也考虑了，要拿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叫什么呢？当时我也想写一篇关于实事求是的文章，但是实事求是的文章写得很多了，不引人注意，要比较新的，而且得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因此我写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论断，作为我的基本主题，也作为我文章的标题。
我要说明几个观点，一个观点是：所有的理论、路线、政策，包括共产党的理论路线，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不是正确的，都要经过实践检验，没有例外。
另外一个书上并没有说，是我从读书中观察出来的一个新观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他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权威，他们自己也是自觉地运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自己的理论，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抛弃；不完全的，要修正。他们自己这样做了，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句句是真理，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对他们的理论路线政策要搞“两个凡是”，他们承认自己跟普通人一样，并不是不犯错的。这一点对那些凡是派来说是打击最痛的。我的文章必须写到这一点，再否定“两个凡是”。你们说毛主席句句是真理，要对他“两个凡是”，我就说毛主席并不认为自己句句真理，毛主席偶尔也犯错误。你的“两个凡是”不适用于毛主席，你们错了。文章的关键问题在这个地方。
很多人参与修改，胡耀邦审定
到6月下旬，正要动手写文章了，我妻子生病了，开刀住院。我在病房外的走廊里陪护，整个晚上也睡不了觉，就拿个凳子放在走廊里，找资料，写提纲，准备文章。花了好几个晚上。到后来出院了，回家，到7月份了，放暑假了，我把文章写出来了。自己写，自己改，改得密密麻麻的再重新抄，改了好几遍。到了9月初开学了，我就把文章寄到北京去了，给了《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
此前，大概是5月份，王强华来南京参加江苏省委党校的一次理论讨论会，会议休息期间，王强华通过别人跟我认识，他说北京也有些同事跟你的观点是相同的，你给我们写文章吧，我说好。
我最初给《光明日报》邮过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有一篇是《女人也是生产力么？》―――这篇是原来手里就有的。文章寄过去后三四个月没有回信，1978年元月份报社寄来一份清样，说要我写得严谨一点，不要给人家抓住小辫子，修改一下，马上要用。
我改好了寄到北京，北京改了清样又寄回来，再修改再寄去，一直到1978年4月份，我到北京去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一天晚上，王强华接我到光明日报社，这个时候杨西光、王强华、马沛文，还有孙长江也去了，在杨西光的办公室讨论怎么修改。他们的要求跟开始的要求不一样了，开始要求我收敛一点，后来要求现实针对性更强一些，加强战斗性，另外文章写得更准确点，不要给人家抓住小辫子。而且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的马沛文建议点名批判两个凡是。我当场就说恐怕不适合，我之所以批判天才论，批判句句是真理就是要避开“两个凡是”，不可能明着和两报一刊社论直接对抗，那样不可能发表。即便发表，人家也会抓住辫子，说你公开地反对中央。而批句句真理是批林彪，批天才论，你拿我怎么样？我没有接受他的观点，大家也不赞成。
在北京又改了几遍。晚上修改，第二天光明日报的通讯员开了车子把我的稿子拿走，再把新的清样送来，来来往往几天。会议结束了，把我接到《光明日报》招待所又住了几天，继续修改。前后我改了六七遍稿。整个过程里，杨西光跟我谈了几次话，我也跟孙长江见了面，最后确定，交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孙长江等同志再改一次。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杨西光告诉我，他已经定了，先由《理论动态》发表以后，《光明日报》第二天再公开发表全文，而且《光明日报》发表后，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立即转载，发通稿。实际上杨西光没有这个权力，最后文章是由胡耀邦审定的。开始投稿和发表的稿差不多长。修改了好多次，开始越修改越长。后来修改又变短，长长短短几遍。
这篇文章，孙长江同志做了很多修改，也提高了文章的质量。修改文章的人多了，杨西光当然也改过，马沛文也改过，王强华也改过。但从头到尾，基本观点一个也没有改。文章开始三个部分，后来我自己改成四个部分，也没有变。第一部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二部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是自觉地用实践的标准检验自己理论的模范；第四，批判天才论，句句是真理。文章的结构没变，文章的基本观点没变，但是文章也补充了新材料，新内容，主要是加了毛主席修改自己文章的例子。文章是改得比较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家都出了力。
当时也没有想到什么著作权不著作权的，那是冒着风险写文章，准备坐牢写文章的，所以没有想到后来谁的著作权问题。老实说，当时也没有想稿费，那时的稿费也刚刚开始，一点点。当时纯粹是为了拨乱反正，是为了驳“两个凡是”，开辟一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当然也没有想到效果会那么大，哪想得到嘛！所以杨西光同志跟我商量，为了加强文章的效果，用《光明日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不以个人名义发表，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只要文章能够起它应有的作用，我就很高兴了。你看《光明日报》所有留下的稿子，上面的署名都是胡福明，到了最后发表的时候是特约评论员。所以一定要告诉你，历史就是历史，而且我推动拨乱反正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文章是好多同志参与修改的，特别是胡耀邦同志审定发表的，功劳很大，说文章是集体创作，也有道理，人家都是动了笔给你改了的。
“你已经卷入中央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里面去了”
我离开北京之前，看过我文章的华南师范学院教授黎克明(他是支持我的观点的)当时对我说，你已经卷入中央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里面去了。我说我也知道，我老早就已经意识到了，知道要斗争，反正是豁出去了。黎克明说，那你有很大风险啊，我说我知道，我准备要坐牢，你要给我去送饭，因为你是支持我的嘛。他说我一定给你送饭。
文章发表后，家人和同事都支持，都很高兴。特别是南大的老师、同学，都是一个调子支持我。家人开始不知道我的文章是什么内容，也不知道这个风险，后来知道了已经时过境迁了。
这篇文章出来后，有一段还是挺紧张的。后来是听了6月2号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感觉很轻松了。我是早晨在广播里面听到播报讲话的，里面讲到了理论与实践统一，我只要听两三句就懂了，当时感觉就很轻松了。当时，我跟我爱人在一起。文章发表后她也一直为我担心。
文章发表是一回事，真理标准大讨论又是一回事。文章发表后，如果是给汪东兴、华国锋他们扼杀了，真理标准也讨论不起来。领导真理标准讨论的，应该说是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是我们全党的同志，特别是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真理标准大讨论是花了大力气的，做了很多工作的，没有他们，形不成这么一个讨论的形势，也带动不了一个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
那篇文章发表过后，我到各地去宣讲了三十多场，是各省市的单位自己来请的。我继续写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在很多刊物上发表。有的文章也发不出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三个月后，我写了一篇《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寄给一个刊物，它就把我的文章压死了。编辑要用，主编不用，怕担风险。
改革开放刚刚迈步，解放思想远没到位
1979年的时候，有一次南大学校党委告诉我，省委组织部决定把我调到中央宣传部去，后来还说要调我到中央党校去。但是我没去，因为我觉得大学当教师挺好的，而且北京我一个人都不熟，中央的情况又十分复杂，一个书生没有能力应付那种复杂场合。
后来省委书记找我谈话，要我到省里去当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我当时没有表态，说让我考虑考虑吧。拖了大概一个月，学校党委书记再次来找我，因为我一直没有表态，他催我：应该有个态度。这种情况下，我就写了封信给省委，表示作为党员，我当然要服从组织的安排，但还是希望不要把我调到省委，让我留在学校工作，我还列了五六点理由。
报告送上去两天，我的调令就到了，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于是我就到省里去工作。进入省委，我想主要是因为这篇文章了，否则没有道理。
我是1982年11月调到省委宣传部，到1984年底开省党代会，被选为省委常委。宣传部副部长成为常委是很少见的。
省委宣传部管理媒体、高校还有文艺等，范围很大。我觉得我们那几年已经宽松了许多，因为解放思想的原因，大家开始全面地抓学习，彻底否定“文革”，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到省里工作的时候，应该说是新时期的起始阶段。应该说，改革开放的步子刚刚迈出，解放思想还远远没有到位。很多同志脑子里面所认识的社会主义，还都是“文革”前那个社会主义，很多人当时的观念远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没有摆脱“一大二公”。
比如人们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议论纷纷，一些人就感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但是资本主义要复辟了，地主富农也要回来啦”。又比如当时发展很快的苏南乡镇企业，因为是以市场为取向，依靠市场发展起来的，完全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所以当时对乡镇企业的批评也很多，说它挖社会主义墙角，是破坏国家计划经济，是不正之风的风源，请客送礼等都是从这里产生的，把它骂得一塌糊涂。
经常有争论发生，省委下面的争论很多，省里面不大容易听得见。具体怎么争论我们不很清楚。我们在省委里的争论比较少，讨论都是按照中央文件精神进行的。有时候中央文件有的地方也含糊不清的，譬如说，什么叫剥削，雇用几个工人叫剥削？有人说雇用八个工人叫剥削，因为这是马克思书本上说的，靠剩余价值生活，变成资本家了。那么容许不容许呢？
所以，在那个时候当宣传部副部长，还是很艰苦的，一方面必须坚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解放思想，同时还得逐步推进改革，就要对雇工这样的问题作出回答啊。我当时对于一些新的东西都采取支持态度，我以为苏联那个社会主义模式本来就是不成功的。
面对争论，宣传部是比较苦恼的
当宣传部副部长是比较苦恼的，在我看来，当时一个总的特征是，“左”的思想还在阻碍改革开放，传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许多人脑子里还根深蒂固，它被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改革开放的新事物。当然了，我认为有的人关于解放思想的理解还是不够的，他们的讲话并不那么科学，那么确切，于是就容易被一些人抓住了辫子，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来批判。还好，我没有被抓住什么辫子。
江苏省的媒体也有过一些重大争论，当时有个文化界的人撰文说，四项基本原则要突破了，在文化界内部引发争论，北京也有人在批判这篇文章。省委宣传部知道后，没有参与批判。后来胡耀邦同志很快讲话了，胡耀邦同志是把这个事情了啦，说不要再纠缠了。当时好多同志讲话还是心有余悸，因为有些人老在抓别人的辫子，自己也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却想做一个裁判官。
对反对“精神污染”，我是弄不清楚的。记得我到北京去开宣传部长会议，当时邓力群主持的会议，他是宣传部部长。他点名让我和上海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翰发言。我在讲话中专门问了个问题，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在经济领域里面能不能搞，经济领域里面要不要清除“精神污染”？因为如果搞“精神污染”，到处搞下去的话，经济建设也要被搞烂，去反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它们才刚刚起来呀，那样的话经济工作都得乱套了。请中央回答我们，否则我们不好掌握。讲了几分钟，邓力群马上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他说昨天请示了胡耀邦同志，耀邦同志说经济领域里面不搞清除“精神污染”，清除“精神污染”只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面进行。
当时凡是穿牛仔裤，跳迪斯科，留长发，唱邓丽君歌曲等都叫“精神污染”。我觉得很可笑，我主张不要扩大化，人家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花色，那是人家的兴趣爱好，你别问，只要不把裤衩套在头上就行，这是我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我开了句玩笑。我还批评了一些学校的干部，他们站在学校门口，把学生的裤管给剪烂了。他们认为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的这种观点在当时也是有争议的。不过我并不感觉到无奈，我们省里并不争论这些问题。当时省里常委干部主要关心的都是经济建设，特别把乡镇企业当作宝贝，“千万不要去碰它，让它们发展”。我们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对一些争论我们也采取应付的方法。而且老干部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当时我们离退的老书记、老省长，他们的思想都很解放，都很开朗。
我跟上了时代，没有扯时代的后腿
1986年年初，我到省委党校去当校长去了。我到党校的第一件事情是，改变教育内容。原来的党校是教所谓“三门课”，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还读马克思的原著，如《共产党宣言》等。我过去后，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党校的主课，重新编写教材，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党校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我所知，这个转变在全国党校还是较少的。
我做了两届江苏省省委，1984-1994年。1995年我到省政协当副主席，感觉工作轻松了许多。最后三四年，我负责政协的常务工作。政协在参政议政上是比较活跃的。但是总的说来，民主监督很难，这个牵扯到政治制度设计，很多情况下人民没有知情权，监督也缺少制度保障。提的建议一般都有回复，提的批评？我就没有看到有谁提批评。而且，我觉得没有权力的人监督有权力的人，这个本身就不好办。
我始终认为，一个国家要建设民主政治，要民主监督，要依法治国。
从政以后，读书的时间少了，研究学问的时间少了。从政以后也变得身不由己，每天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做，大量的会议非去不可。同时呢，要传达中央文件，按照党的精神讲话。即使你个人有想法，也只能先放下来。从政不像教研那么自由，看出了什么问题，就可以讲我的观点，从政之后，不想讲的你也得讲，因为这是你的责任。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还是会选择教书。教书很自由，可以独立思考。而且我认为我这个人的适应能力很差，从政到现在都没有完全适应。
改革走到今天非常艰苦，但比我预期的走得要好得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我只期盼，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否定“文革”，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就行了。我没有想那么远。我不是思想家，只是一个普通的书生，我只能说，我以为我跟上了时代，没有扯时代的后腿，我还是比较自觉地跟着这个时代走。（记者 韩福东 实习生 张颖 陈刚 雷敏）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