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拉开了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序幕。图为该文送胡耀邦同志的审阅稿。

　　今年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30周年。三十年过去了,重读这篇开启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大门、揭开改革开放序幕的名文，仍能引起新的思考，得到新的启发

    1978年5月，由于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发表，而引发了一场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大讨论。在文献上，这场讨论被称之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

    这篇文章首先发表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时间是1978年5月10日。这个刊物是胡耀邦创办的。为了办这个刊物，他组建了一个理论动态组，我是其中的一员。三十年前，我是这篇文章最早的读者之一。我的流水账式的日记在1978年5月5日是这样记的：“上午，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稿。”在我们理论动态组讨论之前，我就认真读了这篇文稿。三十年后重读这篇文章，仍然能引起一些思考。

    一，历史呼唤实践标准

    这篇文章提出了实践标准。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又受实践的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哲学常识，但在当时，这个常识性原理的提出，却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没有经历那段历史的人，可能不大好理解。

    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年代里，实践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所以在我国发生那么大的影响和作用，就是适应了拨乱反正的需要，适应了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需要。

    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十年“文革”，政治上造成了天下大乱、冤假错案遍城乡的严峻局面，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社会普遍贫穷。阶级斗争为纲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潜力已经耗尽，中国再也不能按原来的路子向前走了。历史要求转折，人民要求改变现状。

    那时，人们对原来的一套开始怀疑，粉碎“四人帮”以后，这种怀疑不断增长。人们的怀疑主要是两条：一是“文化大革命”究竟对不对，二是搞了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还这么穷，我们追求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面对这样的形势发展，当时的领导者提出了一个总方针性质的东西：“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人们称之为“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实质就是，一切照旧，不许讲新话，不许创新，不许开辟新路。

    “两个凡是”，是挡住前进道路的最大屏障。只有推倒“两个凡是”，中国的历史才能真正翻开新的一页。但当时的大环境，还是迷信盛行，思想僵化，“两个凡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对于多数人来说，需要进行思想的启蒙。这种思想的启蒙必然是哲学的启蒙。

    “文革”有一整套理论。尽管这些理论观点都是错误的，但由于长期的灌输，加上个人迷信，从理论本身很难使人们认识其谬误性。正如《实》文所强调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语）哲学的启蒙需要启蒙的哲学。只有从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入手，才能破解这个问题。

    当时，不止一个人、一个地方提出实践标准，也不止一个人、一个地方在撰写论实践标准的文章。由于各种条件的汇合，最后形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起了引发这场讨论的历史火炬手的作用。

　　二，“唯一标准”是关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那篇著名文章的题目，也是那篇文章的精华所在。可以说，这就是当时启蒙哲学的凝练。

    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的实践标准，本来就含有“唯一”的意思，但在文字上没有这样的表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鲜明地用了“唯一标准”四个字，不是偶然的，是适应了现实斗争的需要。

    长时期以来，宣传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是“最高指示”，实际上就是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中央党校八百学员讨论十年“文革”的过程中（实际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前奏），暴露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认识，有些同志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针对这种模糊认识，中央党校的哲学家吴江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排除了其他标准。

    关于“唯一标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早就有人指出来了。1978年7月24日，那时的《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在首都理论界的一次会上就说，“唯一标准”四个字颇关重要，“因为，有的人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却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沛文《放言集》上，第3页）著名学者于光远说：我看到那篇文章的题目中有“唯一”这两个字时，非常高兴。我特别看重“唯一”这两个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命题，学习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人都是比较熟悉的，如果平铺直叙像上哲学课那样去讲，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但在1978年那场讨论中有针对性地、排他地提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就不是老生常谈，而是有很强的现实性了。有明确的对立面，问题就提得突出、尖锐与彻底。“唯一”标准要排除的就是“两个凡是”的标准。（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第153、154页）

    “唯一”二字，虽然没有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增加新的内涵，却使这个观点更加鲜明，使之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因而更具战斗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简练、通俗、鲜明、准确地表述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成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基本语言。所谓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主要就是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宣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道理，就是用“唯一标准”去反对和批判“两个凡是”，推倒“两个凡是”。从这个角度看，提出“唯一标准”，也是体现了创造性。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已经整整三十年了。我们欣喜地发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已经被历史留下，成为人们观察事物、判断是非、推进思想解放的有效武器。

　　三，实践、生活之树常青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胡耀邦审阅了两次。第二次审阅是在富强胡同6号他的家中，时间是1978年5月6日下午。在最后审定《实》文时，胡耀邦提出了两条修改意见，即加了两个提法，一个是，“把理论推向前进”，另一个是“这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

    北京东城富强胡同6号，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最后定稿的地方。

    胡耀邦强调的，是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在新的实践中，把理论不断推向前进。《实》文原稿中有一句话：“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胡耀邦在这句话后加了：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这就把问题提到了应有的高度。这是在1978年5月的上旬，是在拨乱反正之初。这确是高屋建瓴的见解。胡耀邦的这个见解，不是随意讲的，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里讲一个插曲，早在1978年的2月1、2日，胡耀邦在同团中央一位干部谈话时就说：现在，只要是毛主席说过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儿孙吧！这时，“两个凡是”还没有正式出台，但胡耀邦对“两个凡是”那一套东西，早就有明确的认识了。

    这篇文章说：“实践、生活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生活之树是长青的。正是革命导师的这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才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文章强调要坚持实践标准，推进理论的不断发展。这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必然要求。推倒“两个凡是”不是这场大讨论的最终目的，在此基础上，解放思想，创新理论，开辟富民强国的新路，这才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初衷。

    为什么说，实践、生活之树是长青的？这里讲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大家知道，这是德国诗人歌德的名言，马克思和列宁都很赞赏。人的认识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相对于丰富的快速发展变化的实践来说，理论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从这个角度看，理论总是灰色的。要使理论鲜活，保持其魅力，唯一的办法是使理论紧密联系实践，不断从实践中汲取营养。理论之树常青，作为一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作为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表述，则不符合理论发展的规律。这种表述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实》文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归根到底，还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差之毫厘，就会失之千里！

　　四，“特约评论员” 的署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时，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这也是《光明日报》的第一篇“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

    那时，以“特约评论员”署名的文章还很少。《人民日报》在1978年2月19日刊登第一篇“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至5月5日，共刊登了六篇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

    “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出自于胡耀邦。关于此事，我还真有一点发言权。

    1977年12月，胡耀邦给理论动态组出了一个题目：《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这篇文章提前在《理论动态》刊登发行。《人民日报》的同志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要求在他们的报纸上公开发表，耀邦同意了。在临近12月底的一天，我正好在耀邦的办公室，秘书陈维仁接到一个电话，他放下电话后对我说，《人民日报》问，文章发表时署什么名？那时，理论动态组撰写的文章都不署名。耀邦就坐在我身旁的桌子边埋头看东西，我转身向耀邦说，《人民日报》问，文章发表时署什么名？耀邦想了一下说：他们报纸发社论，写评论，有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评论嘛！报纸要依靠大家办嘛！我们也可以参加评论嘛！我们可以当特约评论员嘛！我们感到，“特约评论员”这个署名很好。陈维仁立即给《人民日报》打电话说了这个想法，他们也认为这个署名很好。但《人民日报》在1978年1月2日发表这篇文章时，署名却是“岳平”。这显然是“特约评论员”的谐音。直到2月19日，《人民日报》才用“特约评论员”的署名。那时，《人民日报》用“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的文章，都是中组部《组工通讯》的文章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文章。这两个刊物，都是胡耀邦直接领导和具体指导的，首都新闻单位的负责人都知道。因此，新华社才将《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向全国转发。那时，以任何一个个人作为首都一家大报的特约评论员，而且由新华社将文章向全国转发，是不可设想的，没有哪一个总编辑会这样干。

    以上情况，《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是清楚的。所以，他坚持要《理论动态》先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只有这样，此文才能作为《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

    在当时，“特约评论员”的署名有特定的含义。坚持“两个凡是”的人责问：“特约评论员”代表哪个中央？这就充分说明了问题的性质。因为“特约评论员”的署名，胡耀邦几次被点名，他承担了很大的政治责任和政治风险。杨西光深知这一点。他对他在理论动态组的老战友孟凡说，这篇文章要发，有政治风险，我们《光明日报》太小，承担不了。

    “特约评论员”署名的较广泛使用，那是以后的事了。

　　五，文章体现了较好的文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所以能够引发一场大讨论，除了历史大背景和推出文章的庄重方式外，还有文章本身的原因，就是体现了较好的文风。

    这篇文章的最大优点在于，敢于接触实际，能够抓住重大的问题发表议论。文章针对成为历史前进最大障碍的“两个凡是”，进行剖析。文章强调指出，革命导师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接受实践检验；他们从不允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这些论述，都是冲着“两个凡是”而讲的，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推进思想解放，就是要强调针对性，敢于抓住重大的问题，进行突破。

    这篇文章的另一个优点是，说理透彻，语言鲜明。文章以“唯一标准”为武器，从基本原理的高度，对“两个凡是”进行有理有据的评析，因而有很强的说服力。这是推进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一条重要经验。邓小平说：“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1页）叶剑英1977年10月9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提出：理论愈多接触实际问题，愈敢接触实际问题，不是绕开问题走，不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理论就愈加彻底，愈能掌握群众，愈易变成物质力量。他们讲的，都是如何解放思想的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就较好地体现了这些要求。

    六，坚持实践标准，继续解放思想

    三十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一场大讨论。这是在当年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今天，我们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解放思想，应当从当前的具体条件出发。但重读这篇文章，对思考当前的思想解放，仍然可以得到启发。

    解放思想，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实践标准。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开端，三十年来，思想解放一波一波地推进，始终是改革开放的先导。解放思想就是要破除错误的或陈旧过时的思想观念和条条框框，这就要作出判断，就要有判断的标准。以什么为标准呢？回答很明确，就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和制度、体制、机制、决策、办法等等的唯一标准。在不同时期，解放思想的焦点不同，具体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实践始终是判断是非、正误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在今天和今后，继续解放思想，仍然要坚持实践标准，仍然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们讲的实践，是指社会的实践，人民群众的实践。坚持实践标准，就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作为领导者，要善于体察民情，倾听群众呼声，更要善于从不中听的群众话语中发现积极的东西，加以归纳提炼，不要动辄就说是杂音、嘈音，就说是不保持一致；作为领导者，还要善于和敢于从有违常规的现象中发现新事物，加以倡导和推广，不要因为没有章和法为据，就一概加以反对。

    当年的“两个凡是”，首先是一个政治方针，早就被推倒了。但要清醒地认识到，作为思维方式的“两个凡是”，是经常要注意警惕的。

    民主仍然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年，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是不讲民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他们采取扣大帽子、无限上纲等办法，压制要求解放思想的人，企图扼杀这个讨论。邓小平大声疾呼：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尖锐指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4页）这是至理名言！

    今天，情况已有根本性改变，同当年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的情况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对民主的发展也不可估计太高。

    笔者参加一个理论研讨会，几位领导干部参加了开幕式，照例念一些套话、空话、客套话，以示重视。开幕式后，开始研讨发言，领导者也都走了。主持者对与会者说，现在领导走了，大家可以放开一点讲。这种一方面讲思想解放，一方面思想又很拘谨的会议，笔者遇到不止一次，颇有感慨！领导者在场，畅所欲言就打折扣。这至少说明，民主的氛围不够。笔者在同一些报刊的编辑记者接触中发现，他们的感触、愤懑和无奈也不少。

    我们强调人们要敢想、敢说、敢闯，这是很需要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发展民主，在民主制度的保障下，在民主的氛围中，人们自然会畅所欲言，敢想敢干，这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直面问题，推进思想解放。1978年，并没有讨论为什么要解放思想、解放什么思想之类的问题，通过一篇文章，提出一个实践标准，展开讨论，思想也就一步一步解放了。1992年，也没有讨论为什么要解放思想、解放什么思想之类的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有针对性地、精辟地讲了几个重要观点，大家进行学习讨论，批评“左”的一套，思想豁然开朗，感受到又一次思想大解放。这说明，解放思想不能泛泛而论，必须直面问题。

    十七大提出继续解放思想，至今已经半年多了。不少报刊还在议论为什么要解放思想、解放什么思想、怎样解放思想的问题。其实，观察一下我们的现实社会，到下面听一听群众的议论，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各方面的问题，可以说，需要兴利除弊的事情、解放思想的题目，并不难找。比如，落实以人为本，同以人为本相对立的思想观念是什么？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究竟有哪些？同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否滞后了？如果滞后了，原因是什么？等等。抓住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就能进入思想解放的本题。(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