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先锋现象,而特区则是改革开放中的先锋事物。

    特区之特,不在于享受了特殊政策,和这些地方最终的发展成就如

    实际上,特区本身并不意味着幸运和成功。在谈论特区时,人们最经常想到和提到的是成功的深圳,然而事实是还有汕头这样令人记忆并不深刻的特区或者珠海和厦门这种不显山露水的特区。

    而与深圳特区作为“试验田”的意义相伴生的作为“试管”的蛇口,在历史上试验的超前性曾经领先于深圳,也涉及了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先锋意义的改革领域,却仍在历史的发展中归于平淡,令国人知其名而不知其实,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继特区之后确定的14个“准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也命运各异。作为西南开放桥头堡的北海市,其命运的几起几伏得知难明。而此后建省的海南,其被寄予的自由港梦想与顿挫的现实之间,距离之遥也颇含吊诡。与先期政策利好的特区相比,这些后起之秀更多承担了“主观愿景”带来的外部风险和自身失范压力,资源瓶颈、人口压力和亚洲金融危机,使其在学习游泳的过程中备尝风浪。

    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区担当的改革开放钻头的使命,有幸运也有风险,难免会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在洞穿历史岩层的进程中,不是每个钻头都能愈砺愈新。

    但特区对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意义任何时候都不容否认,它除了是示范性的,更是启示性的。深圳速度对中国的意义,不仅在于效率,更在于市场经济样本的发育成型,它是中国改革开放投入市场河流后未曾消失,因而可以摸到的第一块石头,帮助中国越过了市场经济的第一条河。它使那些恐水的迷惘症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区的试验意义怎么评价也不过分。

    这种使命今天仍没有结束,中国在市场经济河流中还需要很多过河的石头,因此在深圳、浦东之后,又有了滨海新区、成渝“特区”和长株潭试验区。它们把试验的领域和层次进一步推向深广,并且由于其超越前特区的身量,在发挥试验作用的同时锻造着中国的现实。特区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社会的重要方针。

    特区的先锋使命从30年前开始,到今天依旧在延伸。本刊以《特区成败》作为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报道的开篇,正是想说明,改革开放不是一个既成事物和现在完成时态,而永远是将来时。

    谨以此专题献给改革开放30周年。

    深圳过关

   停掉造楼,拿什么来继续深圳速度

    早上七八点上班时间的皇岗口岸,仍然是从深圳去香港的人比从香港过来的人多。表面看起来,人流趋势和30年前人们争相“逃港”时差不多,“其实不一样哦,打开他们的passport看看,十个有九个是香港人,住在(深圳)这边,赶过去上班。”皇岗边检站警官麦小姐告诉本刊记者。

    香港理工大学的青年教师苗波就是这匆匆人流中的一个,他在距皇岗口岸咫尺之遥的东方雅苑小区花2000多人民币租了一套两居室。每天清晨步行到皇岗,“5分钟通关”,从落马洲坐上短线直巴,半小时就到九龙红的校区了。这个距离比起大多数北京、上海工薪族的上班路都要近。

    世界平了

    “大家都讲求实际的,2000多港币,在那边只能住筒子楼,更不用说这边早茶、宵夜,水、电、煤气统统都省不少啦。”

    这道区隔深圳与香港的“关”,并没有让苗波产生生活在别处的感觉,“打开电视,都是一样的节目;平时吃吃喝喝,需要什么都有的;我们读书人应酬不多,感觉不到什么不适应。”

    而在30年前,皇岗、罗湖、沙头角这些口岸以至整条深圳河都是需要严防死守的。

    王金贵1978年从北京交通部调来深圳筹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他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当时选派干部来深圳,除了业务条件,还有两个附加条件一定要满足,一是政治上非常可靠,自己本人不会逃港;第二个是生活作风要过硬,“因为青壮年男子都游过去了,这边只剩下一些老弱和妇女儿童。”

    不止一位当地老干部向本刊说起,实事求是地讲,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向中央提出在毗邻香港的深圳搞一个特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当地人逃港防不胜防,不如“给他们划一个地方,像香港那样搞 ”。

    如果只以这个标准判断,深圳已经算完成了任务。香港特区政府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截止到2005年,一共有25900名香港老人在内地长期居住,其中绝大部分定居在深圳。目前,皇岗、罗湖、福田三个陆路口岸日均通关人数保持在40万到50万人左右,可想而知在深港之间跨境居住、工作的人有多少。

    两地生活品质日趋接近,让深圳河彼岸的吸引力逐渐减退。2007年底,香港媒体一度热炒有智囊向特首曾荫权献计,给予200万拥有户籍的深圳居民免检入境香港的权利,以提升旅游消费,刺激经济景气。深圳网络媒体针对此事开展的网上调查却显示,大多数深圳居民对香港“自由行”兴趣不大。

    “现在也很容易啊。”深圳一家国有商业银行职员王晓霖告诉本刊,“单程证是拿不到,通行证太好办了,一次的、5年期限的随便你办。”“都是外地人才过去,我们去那边,也没有什么好买的,人民币虽然升值,我们收入也还不如他们,可那边东西还是贵啊。”

    来过深圳的人都知道它有两道“关”,比起越来越“自由”的港深口岸,隔离特区与内地的“二线关”更是几乎形同虚设了。5月份,因为奥运火炬传递和举办“文博会”,布吉、梅林等“二线关”一度增强了检查力度,颇令往返的出租车司机不耐烦。

    其实,这样的隔三岔五的抽查,与20年前根本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候,每辆车都要查,不像现在只查身份证,人人要提前办好边防证。”梅林检查站的边检中队长老陈告诉本刊。“现在还说那些老话干什么,平时站岗的人根本看不到的,这几天不知为什么又要查。”来自湖北的出租车司机胡辉说。

    没有什么能比深圳的这两道“关”更形象地说明,30年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是怎样令世界变平的。

    眼看快要成为历史遗迹的“二线关”也提醒着人们,光把这块划出来的地方搞得跟香港差不多,还远远不够;深圳身为特区,还被赋予了为整个国家的改革事业勇于实验、冲锋在前的职守。

   辩证“深圳速度”

    特区特殊在哪里?早在它刚刚起步的时候,引发过争论。1983年,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在他们自己办的《蛇口通讯》上发表访谈,透露:中央一位来视察的领导说:“深圳经济特区是靠国家输血活命的,如一旦把输血针头拔掉,它就不行了。”当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梁湘碰到袁庚后问他,我也全程陪同,怎么没听见这句话?袁庚答:“这段话是你去洗手间时,中央领导对我说的。”

    深圳最开始为人称道的,是它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在深圳,梁湘在面包车上指着一块空地告诉邓小平:“几个月内这里将盖起一座大学来,秋天,学生们就要在这里上课。”邓小平听了十分满意,回北京对人讲这就是“深圳速度”。

    重效率、讲速度的深圳,在举国转向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之际,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1985年底,深圳市委书记梁湘登上《半月谈》封面,成为当年十大新闻人物之首。

    但随着改革深化,经济建设的方法之争也开始露头。1985年接任深圳市长的李灏,在一片大干快上的形势中,看到了一种危机。从全国各省市区和各大部委涌来深圳办“窗口企业”的资金、人员,一方面推动了深圳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为了以最快速度赚钱,“淘金者”把注意力放在了搞房地产和短线贸易上。

    刚从国务院副秘书长任上调到深圳的李灏,深知中央在深圳搞特区的用意,决不是一上来就在楼堂馆所方面跟香港一较高下。

    李灏上任时面临的情形,深圳市政府党组第57次会议纪要记录得很清楚:“我市已拥有酒店、旅店、招待所367间,床位40880张,加上各度假村床位4420张,共有床位45300张,总面积为76.6万平方米。据今年(1985年)上半年统计,中高档宾馆住房率平均仅在45%以上,而目前我市已批准兴建的高层综合性楼宇达297幢,建成后拥有床位15万张,大大超过了实际需求量。同时,这批综合性高层建筑全部建成后,需增加电气设备安装容量69万千瓦,新增加日用水量26万吨,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计划预算。”

    据李灏回忆,袁庚跟他这位新市长一见面就讲,“你来早了一点,如果晚一点,等问题充分暴露出来再来,就好办了。”

    “1985年还看不出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年,银行收紧贷款,不但不多贷,还催着还款。那时深圳市政府财政赤字有七八个亿,相当于一年半的财政收入。”“邱晴、刘鸿儒(均为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来追债,当时中央也很困难。我、周溪舞、周鼎三个跟他们谈判,我说三年还给你,一分钱也不少。”

    特区到底怎么办下去? 1986年年初,国务院在深圳召开全国特区工作会议,会上,负责特区工作的国务委员谷牧要求把工作重点放在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要求深圳把基建投资规模维持在1984年的水平上。就在当年,深圳对全市1500多项基建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基建规模被压缩一半以上,施工队伍裁减近10万人,20层以上的高楼停建了60多栋。

    停掉项目容易,关键是拿什么来继续“深圳速度”。李灏介绍,搞加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本来就是建立经济特区的初衷,1986年的转向不过是回归了这个正途。

    “刚开始办经济特区的时候,叫‘出口特区’。” 1979年关于建立深圳特区的50号文件就把深圳叫做“出口特区” ，后来才改叫“经济特区”。 “除了搞来料加工,还有一个大的思路,就是利用外资,引进技术。”

    1986年转型,让深圳从等待输血的特区，慢慢具备了造血功能。两年后,深圳出口达到20亿美元,而当时全国出口额不过100多亿美元。为什么深圳没有像有些特区和开放城市那样在泡沫经济中大起大落?李灏认为,这多亏从上到下,大家的思想都不僵化,“有了偏差,能马上指出来,马上改。”

    一位长期担任梁湘秘书的老同志回忆说,深圳那一代领导人,工作上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个人交往上却情深谊重。1986年5月,梁湘不再担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职务,调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适逢梁湘参加革命50周年,在全市局级干部出席的送行会上,梁湘作了一个相当感人的“离职讲话”。“50年来,我没有虚度年华,希望大家继续保持改革开拓精神。”当梁湘说到 “就此先立下遗嘱,死后我的骨灰安葬在(深圳罗湖区)梧桐山上,我要面向世界,看到中国的未来!”时,李灏不禁插话:“梧桐山有幸埋忠骨!”

    1991年3月,梁湘从海南回到深圳,住在蛇口一招待所内,当年一见面就“吵架”的老冤家袁庚,第一个手捧鲜花前来探望。

    “起吊机撑不起上海的未来”

    不重大楼重制造业的深圳经验,使深圳避免了其他一些特区或沿海开放省市的楼市泡沫,也为继踵的上海提供了参考。

    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退下来的邓小平每年都在上海过春节。1991年春节,邓小平就对前来汇报浦东开发情况的上海市委、市政府负责人说:“浦东开发晚了,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

    什么是高起点?是不是楼盖高几层就算高起点?1997年从海南洋浦管理局局长转任上海市经委副主任的江上舟告诉本刊记者,邓小平对浦东、对上海的期许肯定不只是几栋高楼大厦。

    “领导人去一个地方看什么,不是随心所欲的,也不是完全听从地方安排的。”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在上海度过的五个春节,都去看了一些什么地方呢?

    1991年春节前夕,邓小平视察了上海飞机制造厂大场分厂,参观了中美合作MD—82飞机总装车间。他对陪同的朱基说:“可以把飞机生产与浦东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年,他还“看了”上海闵行区的新中华机器厂,参观了“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合练弹、部分军工产品和民用产品。

    1992年春节,邓小平来到生产芯片的上海贝岭公司。在一台大束流离子注入机前,邓小平停下了脚步,听讲解,他沉思了一会儿,出人意料地指着这台机器问身旁同志:“你们说这台设备姓‘社’还是姓‘资’?”

    江上舟负责上海集成电路、现代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见证了浦东新区乃至整个上海十几年来的发展道路。

    他总结出的经验教训是,“脱离了先进制造业,股市只能分配财产,不能创造财富。”“房地产塔吊经济,不是建设,只是建筑。起吊机撑不起上海的未来。”

    江上舟说,上海楼越建越高、消费市场越来越繁华,当然值得欣慰，但如果在先进制造业领域,不能一举赶超发达国家,归根到底是靠不住的繁荣。

    尽管改革深化、中国加入WTO之后,变平的世界已经让上海失去了税收、政策优势,但上海几十年的制造业经验,它周边长三角完整的产业配置,仍然是世界罕有的。上海未来发展的最大机遇中,可能就有发展大型民用客机制造以及硅材料或印刷电路技术制造的4种半导体产业。

    江上舟以芯片产业的例子,来说明上海先进制造业的差距与机遇并存。“目前,全世界集成电路工业12英寸300毫米生产线50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80余条。其中在中国台湾省就有13条12英寸3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20余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上海水平则远逊于台湾省。到2007年底,上海只有1条12英寸3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10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

    但是,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能够延长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生命周期,消除投资者“资本沉没”恐惧,只要上海能够用供土地、供厂房合资形式,将每条8英寸200毫米生产线投资额度锁定在6亿到7亿美元之间,争取再引进10多条带品牌、带订单的8英寸200毫米生产线,就能令上海每年新增1000亿到1500亿元人民币制造业产值。

    江上舟说,上海引进10条8英寸200毫米生产线,机遇就在眼前,业界公认上海是世界集成电路制造成本最低的地方。2008年台湾选举,新人主政,只要宣布允许12英寸3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跨海西进,台湾立刻会有十几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为避免“资本沉没”抢先登陆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