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南宁市南湖附近的航拍图。

1982年新建的邕宁蒲庙糖厂。　

    1978——1988　全面改革时代

　　发展进程篇（二）

　　1978年，一个注定被历史深刻铭记的年份。

　　在这一年的12月，当全区上下喜迎自治区成立20周年之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

　　此后，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的部署，广西开始迈出全面改革的步伐。

　　对国民经济的成功调整，是我区在工作重点转移后经济建设上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从1979年5月开始，自治区党委、政府着手对我区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几年过后，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得到了缓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中央提出经济建设要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之后，自治区党委政府把发挥广西的经济优势问题提上议程。1981年，经过认真调研、充分讨论之后，自治区党委、政府集中各方面意见，形成“巩固一个基础（粮食），抓紧两大支柱（蔗糖、水电），发挥八大优势（蔗糖、水电、有色金属、建筑材料、外贸出口、旅游、林业、土特产品）”，作为当时推动广西经济发展的战略。

　　与此同时，一场深刻的经济体制变革开始在我区广大农村上演。这就是从80年代初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速度十分迅速。到1982年春，全区实行“双包到户”的生产队即达到96.35%，而在1981年底，这个比例还是62.4%。

　　这场深刻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大释放了农村生产力。

　　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从1979年到1983年，我区对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作了初步探索。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全面改革指明了方向。从这一年开始，我区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展开阶段。

　　这一阶段改革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为前期的改革所不能比拟。

　　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成为这一阶段改革的重心。改革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改革僵化的责、权、利不分的企业体制，增强企业活力；改革高度集中、经济形式单一的流通体制，发展商品市场；改革高度统一的计划、价格、财政、金融体制，逐步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

　　改革企业体制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中，新的企业体制逐渐建立起来，企业的活力被大大激发。在广西老牌工业城市——柳州，随着企业体制改革和技术革新的全面展开，一些骨干企业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发展，一批批名优产品不断推出。1979年至1988年，柳州有364种产品分别获得国家级、部级和自治区级名牌或优质产品称号。不少产品在国内享有盛誉，有的远销海外。比较著名的有“双马”牌系列电器、“东风”系列五吨汽车，“两面针”牙膏、五羊牌水泥等。

　　同时，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农村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经济作物、林、牧、渔业加快发展，乡镇企业飞速发展。

　　我区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发展借改革之力跃升到一个崭新的平台。1984年，北海市（含防城港）被国务院列为全国14个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广西的对外开放获得了新机遇。

　　此外，自治区党委、政府还组织开展了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领域的体制改革，社会各项事业呈现一片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

　　回顾这十年的发展历程，“改革”无疑是最重要的关键词。在更富效率的新体制下，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释放，从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

　　据自治区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按当年价格计算，1978年我区国内生产总值为75.85亿元，到1988年我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13.28亿元，为1978年的4倍多。其中，第一产业产值从1978年的30.88亿元上升到1988年的117.72亿元；第二产业产值从1978年的25.81亿元上升到1988年的100.69亿元；第三产业产值从1978年的19.16亿元上升到1988年的94.87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225元/人，上升到1988年的770元/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老、少、边、山、穷地区的扶贫成果是这一时期取得的显著成就之一。广西地处南疆边陲，贫困山区地域广阔，贫困人口多，大多为少数民族，扶贫向来是我区的重点难点工作。经过数年努力，到1988年底，全自治区已解决了6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贫困面比1985年下降54.5%；在国家定为重点扶持的24个贫困县中，已有10个县达到自治区提出的80%以上的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200元以上、口粮200公斤以上的脱贫目标。　　（文字：唐群峰。除署名外，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