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
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到了什么阶段？我国“五化”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体现在哪？“五化”背景下我国发展面临哪些新课题新矛盾？
中宣部《时事报告》杂志独家策划“中国‘五化’之路”，邀请权威专家，对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路径和战略分别作了详细解读，使读者对我国发展前景、面临的挑战有一个前瞻性的认知。
打造工业化强国
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
中国许多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见证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历程和成就。中国成功的、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举世瞩目。改革开放以来,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持续成功地推进了市场化改革和高速工业化进程,经济连续20余年保持高速增长。促进我国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进而驱动整个经济现代化进程,这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
进程与水平:步入工业经济大国
什么是工业化?工业化并不是单纯意味着工业的发展,工业化的本质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长和从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的转换。工业化主要表现为:国民收入中工业活动所占比例逐步提高,乃至占主导地位;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逐步升级,技术含量不断提高;在二次产业部门就业的劳动人口比例有增加的趋势;城市这一工业发展的主要载体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在上述指标增长的同时,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不断增加。
那么,中国的工业化处于什么阶段和水平呢?长期以来我国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农业经济大国,但对我国工业化进程的评价表明,经过改革开放20余年高速工业化进程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到了中期阶段,无论是从国民生产总值构成,还是对外贸易结构看,工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有绝对主体地位,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经济大国。
具体而言,中国工业化的成就主要表现为:1.经济高速增长,整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到2006年,中国的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209407亿元,按照汇率折算经济总量列世界第四，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2.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第一产业产值和就业占比从1978年的27.9%和70.5%分别下降到2005年的12.6%和44.8%,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占比从1978年的24.2%和12.2%分别上升到39.9%和31.4%。3.工业发展迅速,具备了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业生产大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居世界前列,2004年,粗钢、煤、水泥、化肥、棉布、电视机的产量居世界首位,发电、化学纤维产量居世界第二位,糖和原油产量分别居世界第四(2000年)和第五位。4.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和吸引外资的大国。2006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630.21亿美元,列世界第四位,列发展中国家第一位,我国全年进出口总额达17607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三,贸易顺差达到1775亿美元。我国已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5.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493元,恩格尔系数为36.7%,人口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5年的42.99%。
按照工业化进程的理论分类,一般可以将工业化的进程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大的时期。上述工业化的成就表明,中国工业化水平已经达到工业化中期。如果将整个工业化进程按照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划分,并将每个时期划分为前半阶段和后半阶段。具体研究表明,到2005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50,这表明中国刚刚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刚刚过半。
从静态计算,如果未来中国能够保持“十五”期间我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速度45,到20152018年,再经过10-13年的加速工业化进程,我国工业化水平的综合指数将达到100,中国工业化将基本实现,这与我们到2020年长期的现代化战略目标要求是相符合的。即使按照“九五”和“十五”整个10年间我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速度3.2推算,到2021年,我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也将达到100,中国将实现工业化。
从省级区域看,到2005年,上海和北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天津和广东则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而浙江、江苏和山东都进入到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这7个地区都属于工业化水平先进地区,都高于全国的工业化水平。而辽宁和福建两个地区则与全国处于相同的工业化阶段,同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山西、吉林、内蒙古、湖北、河北、黑龙江、宁夏、重庆等8个地区虽然也处于工业化中期,但只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低于全国工业化总体水平。陕西、青海、湖南、河南、新疆、安徽、江西、四川、甘肃、云南、广西、海南等12个地区,还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比全国水平落后一个时期。贵州还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前半阶段,刚刚踏上工业化进程,而西藏还处于前工业化阶段,还没有开始。如果人们有机会从西部到东部游历中国各个地区,就可以体验到往往需要上百年时间演进的整个工业化历程。
问题与挑战:资源约束、区域差距和自主创新
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有着共同的规律,但是每个国家和地区在推进工业化进程时都有着其特殊的国情和背景,也面临不同的问题与挑战。
资源环境约束与工业化加速推进的矛盾突出,我国工业可持续发展还任重而道远。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的人口。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同时开始工业化道路。1850年,当时欧洲英、法、德、意大利等12个国家都开始工业化进程,而总人口才1.3亿。我国是13亿人口,快速发展工业化道路,其中面临最大的问题和挑战就是资源需求量非常大。
近年来,在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中,我国资源供应形势全面偏紧。目前，我国主要矿产资源已经出现储量增长远低于开采量增长,开采量增长又低于消费量增长,国内资源保障程度快速下降,新增部分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另外,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平均工业技术水平落后,造成我国资源利用效率较低,从而又加重了资源的紧张程度。如果说资源的约束还有可能通过从国外进口得到缓解,那么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代价则使我们更难承受。推动工业增长方式从高耗能、高污染型向资源节约型和生态环保型转变,从而推进工业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进程,还任重而道远。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间工业化差距进一步扩大。我国东部地区的工业依靠扩大开放和加快改革带来的先发优势得到迅速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则明显滞后。北京、上海等地已实现了工业化,而西部等地工业化才刚刚开始。中国地广人多,中国的不平衡问题是内部问题,无法回避。这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特殊性。
摆在中国面前有两大差距:一是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二是国内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而前一个差距缩短的时间甚至会比第二个差距快。因为我们有经济发展比较强大的沿海地区,他们的增长会比较快,比较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同时,这些沿海发达地区与内地不发达地区的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
目前,我国政府已经在实施西部大开发,希望在缩小第一个差距的同时缩小第二个差距。客观地说,要缩小第二个差距的难度非常大。因为工业化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而工业化的本身并不具有消除不平衡的力量，政府要适度“逆市场调节”。另一方面,在全国工业总体规模已经相当庞大,生态环境保护又使工业发展的成本不断上升的新形势下,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的中西部地区怎样才能走出一条加快工业发展的新途径,这又是一个新的矛盾和挑战。
工业化的技术来源过多依赖国外,产业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薄弱。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有利机遇,依靠技术引进和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技术扩散,大规模利用国外技术资源,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受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转轨滞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效果较差,没有把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我国关键技术的自给率较低,对外技术依存度达50%以上,而发达国家均在30%以下,美国和日本则在5%左右。发达国家为了通过技术垄断实现超额利润,在技术转让时,必然要“留一手”。因此,我们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同时,必须不断培养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一些重要的技术领域实现跨越。
未来之路: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战略
目前,全世界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共60多个,占世界人口不足20%,这些国家实现工业化花了近300年。这些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曾经走过一段以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为代价来推动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如果中国的13亿人口也走这条老路,将给自己的生存环境带来难以设想的后果,所以中国工业化的过程要寻找一个和其他国家既有共性又有特殊性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新型工业化”。
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总结我国工业发展和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国情正式提出了我国应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其基本理念是“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所谓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显然,所谓新型工业化是与传统工业化相对应而言的,如果传统工业化是指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结构由农业占统治地位向工业占统治地位转变的经济发展过程,那么新型工业化就是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叠加了信息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如果说传统工业化过程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那么新型工业化则注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传统工业化强调发展中国家要学习发达国家以前推进工业化进程的经验,新型工业化则重视将工业化规律与本国自然和制度条件有机结合;如果说传统工业化强调在工业化进程中工业数量的扩展,新型工业化过程则重视工业化过程中依靠现代科学技术提升工业质量。
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我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已经从一个农业大国转为工业大国,面对全球化、信息化的趋势,我们需要新的工业化战略来继续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使中国从一个工业大国发展为工业强国，新型工业化战略提出的意义正在于此。新型工业化之路反映了我国工业化既面临重重困扰,又出现新的机遇与挑战的现实诉求。
首先是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低效益、低技术、低服务的粗放型工业化在我国资源、能源、人口、环境、资本等条件的制约下已经走入困境;其次是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传统的计划型工业化已经不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再次,知识与信息革命的大潮席卷全球,推动科学技术的高端化、工业化的高级化,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核心竞争力成为新一轮工业化的基本动能。在加入WTO过渡期结束以后,中国更深地卷入全球市场化中去,灵活地驾驭国际市场,特别是国际要素市场,是企业存活扩张的根本出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必然选择。
在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中国作为“后发型”的“赶超”国家,我们有技术、资源等方面的劣势,也有“后起之秀”的优势,只要坚定地走符合我们实际的“新型工业化之路”,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之路将不再遥远。
29年,走出城镇化科学发展之路
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对城镇化的重要意义作了高度概括: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对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对于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时隔一年,继“十五”计划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作为国家重点发展战略之后,2006年“十一五”规划再次将“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作为国家重点发展战略。
当前,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战略以及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中的新问题,能够更
好地理解、贯彻和实施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29年发展:从小城镇到城市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政策经历了从“抑制大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转变。政策变迁主要是根据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城镇化发展的新形势而做的必要调整。
积极发展小城市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城市人口压力、城市福利制度和国企改革滞后等原因,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这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
在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村生产力得到充分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不断增多。但是城市相关管理部门严格控制着“农转非”政策和指标,城市劳动部门限制使用农村劳动力。户籍制度成为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的门槛。为了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镇企业在小城镇和村庄,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局面。
1984年1月,国务院颁布《城市规划条例》确认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方针。这是我国第一次以行政法规形式确认的城市发展方针。同年国务院开始放松集镇的户口迁移限制,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定居。截至1986年底,全国城镇转移农民已达454万人。东南沿海一些小城镇,正是依靠吸引农民进入而兴起的。如浙江温州市的龙港镇,就是以户籍制度的松动为契机,在短短的10年里,由一个数百人的穷渔村发展成为拥有10万人口的 “农民城”。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也开始不断在小城镇集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城镇的快速发展。
多样化的城镇化道路 1992年,新一轮的工业化进程在中国全面展开。随着资本与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水平迅速提高,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城市经济体制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特别是财政、土地等相关制度的改革,使得大中城市集聚了更多公共资源,中国进入了城市快速发展时期。从城镇建设用地增长来看,城市的快速增长使各级城镇政府加大了非农建设用地需求。据调查,1994年底,江苏昆山与浙江义乌、绍兴、上虞四地,国有土地的供给比重分别占到70%、50%、50%和80%以上。同时,劳动力政策逐渐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城市使用农村劳动力的限制逐渐减小。
脱离农业的劳动力开始涌向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民工潮”成为中国一种独特的现象。据有关部门的调查,如果包括乡外县内部分,1993年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人数达到6200万人,其中跨省流动的达到2200万人,分别比1989年增长了1.07倍和2.14倍。其后,农村劳动力流动人数转入稳定增长,1994年出乡的农村劳动力达到7000万人,1995年大约为7500万人,而同期出省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大约为2500万2800万人,到2005年,我国进城务工农民已经达到1.2亿。中国人口迁移和流动速度的加快及其规模的日趋扩大,使中国城镇化水平大大提高,1998年以来,中国城镇化率年均增长达到1.4个百分点,到2005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43%。
地方政府注意到大中城市在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逐渐提出促进大中城市发展的城镇化战略。湖南省1997年已提出“聚集式发展”,培育大型中心城市和壮大县城。山东省在2000年提出“合理发展大城市,重点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思路。
2000年,中央政府在 “十五”计划中对城镇化方针做了新的表述: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在新表述中,对大城市,从“控制”改为“完善”和“发挥”;对中小城市,从“合理发展”改为“积极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大中城市成为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大中城市数量增长迅速,1990-2005年的15年间,地级及以上城市数量由188个增加到286个。超大城市发展更为迅速,2002年市辖区人口超过400万的城市仅10座,到2005年已经增加到13座。据有关部门调查,进城农民工的60%流向地级以上大中城市。
城市群作为城镇化主体形态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 “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在其指引下,城镇化发展从孤立城市到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过渡。随着大城市经济迅速崛起,辐射带动了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迅速发展,形成不同规模、层级城市之间共同参与、分工合作、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现象,即城市群。
2006年,《“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明确了城市群作为未来我国城镇化发展主体形态的空间布局战略。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的城市群主要有三个: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这三大城市群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2005年,三大城市群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0311.87亿元,约占全国GDP总量的35.8%。其中,长三角实现GDP33858.55亿元,京津冀18336.58亿元,珠三角18116.74亿元,分别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7.2%、9.3%和9.2%。
随着城市群对经济和城镇化带动作用的加强,地方政府也纷纷提出城市群发展思路,2003年河南省发改委编制完成了《中原城市群发展战略构想》,2005年又组织编制了《中原城市群总体发展规划纲要》。2007年《山东半岛城市群总体规划(2006-2020年)》正式对外发布,按照这一规划,山东半岛城市群将与京津冀、辽中南地区共同构筑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城市群是多样化城镇化道路在空间上的体现,能够推进各级各类城镇协调发展,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城市群的发展模式,在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中可能成为最有效率和效益、最切合实际的一种形式。
高速发展期的三大挑战
2006年底,我国城镇人口达到5.77亿人,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增加了4亿人。但我国城镇化水平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城镇化将仍处于快速增长期。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城镇化快速发展中面临的严峻形势。
农民工市民化任重道远 城镇化的核心内容在于将农民转化为市民,其关键在于转移农民是否有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收入是否能够支撑在城镇的定居。虽然2005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3.0%,但是这其中包括1.2亿的农民工,他们并没有完成从非农就业向城镇居民的转换。截至目前,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中携家眷的仅占20%25%,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部分人已经有了在城镇定居的可能。受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并不能完全享受城镇政府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进一步促进农民工从就业向定居的转移是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
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我国农村还有1亿1.5亿的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另外城镇还有近千万的登记失业人口,就业形势还非常严峻。
资源瓶颈矛盾突出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建设用地和耕地的矛盾日益突出。据国土资源部1996年耕地调查,全国有耕地19.51亿亩,但2004年全国耕地面积已经降至18.3亿亩,8年间共减少1.21亿亩。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粮食自给是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问题,为此，中央制定了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确保在2020年中国耕地维持在18亿亩这一底线。
此外,水资源也成为制约我国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很不均匀,开发利用难度大、开发利用率低。全国2/3的城市出现不同程度的缺水,其中1/6的城市严重缺水。
再次,中国能源资源日趋紧张。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2005年,我国的GDP相当于日本的49%,而能耗则是日本的3倍。现在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能源消耗大国。自1993年起,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能源供需缺口较大,石油对外依赖程度较高。
区域发展不平衡 2005年,我国东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1.49倍、2.34倍和2.54倍。东部地区人口占全国总数的36%,却创造了45%的城镇就业；而中部地区人口占全国比重达到27.4%,城镇就业人口仅占全国21.5%；西部地区人口比重达到28%,而城镇就业比重为22.1%。区域之间的城镇化发展也极不平衡,2005年,我国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52.8%,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分别为36.5%和34.6%。
道路:怎么走出“中国特色”
对于我国城镇化发展,“十一五”规划指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规划同时指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
因地制宜,协调发展 城市群是一个由大中小城市组成的有机整体。在城市群中,大城市具有较高的规模效益和辐射效应,起着龙头作用。但是,大中城市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对于大多数民工来说很难承担,城镇化转化人口的目标很难实现。
小城镇具有相对投资少、农民进入门槛低等特点,这正好与大中城市形成互补。2000-2005年,全国小城镇人口年均增长4%,远快于同期我国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同期,小城镇建成区面积年均增长5.6%,低于城市建成区面积年均6.3%的扩张速度,人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也远低于城市。同时,小城镇经济在城市群中也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在长三角、珠三角,星罗棋布的小城镇把各中心城市连成一片。连接中心城市的小城镇,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主导产业,如浙江温州柳市镇是“中国电器之都”,龙港镇是“中国印刷城”。许多中心城市经济的强大,更是依靠小城镇的支撑。如温州30个最强镇(占全市建制镇的1/4),创造了全市 53%的GDP和53.5%的财政收入。苏州79个小城镇,创造了全市67%的GDP、47%的财政收入,吸引了60%的外资。大城市和小城镇出现互相依托、协调发展的局面。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实际上就是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而城市群正是城镇体系在空间上的体现。城市群既包括大中城市,也包括小城市和小城镇,没有大城市,城市群的发展就缺少了龙头,而忽略小城镇,城市群就缺少了充满活力的基础。
城镇化的发展无所谓大城市主导还是小城镇主导,而应当因地制宜,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城市群是这种模式的主体形态。
把握两个关键点 第一,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基本国情,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型城镇化道路。人口众多、资源短缺和生态脆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要坚持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努力做到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实现城镇化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第二,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推进城镇化中的作用,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改革开放29年来,中国经济和城镇化的发展成就已经充分证明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应进一步发挥市场对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作用,通过市场实现城镇化中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吸引各类必需的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与此同时,必须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加强和改善政府
对城镇化的管理、引导、规范。
市场化29年:“中国奇迹”是怎样创造的?
中国到底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中国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这曾经是困扰中国的难题。
实践证明，近30年市场化改革历程，带领中国实现了从贫穷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29年前，中国经济还处于崩溃的边缘，全国有2.5亿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今天，中国已成为举世公认的新兴经济高速增长的大国，“中国奇迹”已成为全世界经济学家的重要研究课题。
中国走出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一般的市场经济的区别在哪?主要有两点:一是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有机结合；二是以社会成员普遍受惠、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要求以人为本。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市场经济只能与私有制相结合，排斥公有制。但中国却创造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结合的成功范例，这也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性和特色。中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经济体制转轨、发展市场经济的，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可以说，中国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选准着力点”是改革顺利起步、逐步深入的关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而要让老百姓吃饱饭，就必须打破“干多干少一个样”、“农民出工不出力”的人民公社制度，改革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解放农村生产力，为改革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然后向城市扩展。先搞放权让利，随后强调制度创新。前期以国企改革为中心，进入新世纪后，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为关键，经济体制改革同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协调推进。
“先增量后存量”是改革攻坚的正确路径。国有经济如何改革，始终是我国改革的敏感问题、难点所在。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国有经济不改革，就不可能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对改革规律认识不清、把握不准的情况下，急于推进国有经济的“存量”改革，很可能乱了整个改革的阵脚，引发经济急剧波动。中国改革的独到之处是，先“增量改革”后“存量改革”，即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市场经济“增量”来加速推动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市场机制的发育，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形成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市场力量从体制外向体制内渗透，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最终导向产权制度改革。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壮大，却并没有影响国有经济继续发展壮大，真正做到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以开放促改革”是改革取得高效率的重要条件。经验表明，一些体制弊端，仅从内部发起攻击难以奏效，由扩大开放带来的外部压力往往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可以从我国加入WTO后的情况观察到。入世之前是“以改革促开放”，而入世之后是“以开放促改革”，两者良性互动。成为WTO的正式成员国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WTO规则相衔接，对国内机制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力度明显加大。
“政府主导”是改革方向的重要保证。在整个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我国政府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政府主导”保证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保证了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有序进行。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我国政府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能力不断增强，为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保证。
“渐进式”是改革稳步推进的基本方略。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没有任何先例可资借鉴。所以，改革目标并非一开始就非常明确。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在改革初期被形象地表述为“摸着石头过河”。其特点是由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先试点后推广，循序渐进，及时总结经验，在不断探索中确立改革目标。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经验对其他国家不乏借鉴意义。
中国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
中国到底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或者说中国的市场化进展到了什么程度，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回答，我们将要面对更多的国际贸易纠纷和歧视，并承受因此带来的巨大损失。2004年，中国遭受外国反倾销超过600起，为全球之最，应诉案件总体平均胜诉率仅为35.5%，其罪魁祸首就是被一部分国家指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那么，什么是市场经济?有没有一个公认的市场经济判断标准?各国发展基础、发展阶段、传统不同，市场经济的形式和部分内容也必然会不尽相同。国际上对于市场经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市场经济标准仍然是相对存在的。
根据现代经济理论对市场经济的概括，结合国内外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同时借鉴美国、欧盟、加拿大反倾销对市场经济标准的法律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五条带有共性的标准，来诠释一下什么是市场经济。
第一，政府行为的规范性。资源由政府配置还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使用和定价是市场决定还是政府决定?政府是否尊重和保护经济主体在经营方面的自主权利，政府行为的法制化程度和决策的程序化程度如何?也就是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作用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第二，企业的自由度。即企业在产销活动中，行为是市场化的还是行政化的?企业是否能自由地进出市场，是否能自由地支配利润，是否能自由地融资等，主要是讲企业的权利和行为。第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水平。即企业生产要素如原材料、工资等价格是否由市场决定，主要看社会的劳动、资本、土地、技术专利等要素的市场化程度。第四，贸易条件的公平性。即市场交易活动是自由的还是被压制的，市场基础设施、市场立法和司法是否健全?不同国家的资本、国营资本和非国营资本之间是否有歧视，是否公平地展开竞争。第五，经济参数尤其是金融参数的合理性。利率和汇率是否由市场形成?是否真实地反映了供求关系?企业换汇及存汇方式是否有自主权?政府对它的干预是不是合理的、适度的、必要的， 等等。
对照这五大标准，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如何?
从政府作用上看，中国的政府职能已从服务于计划经济转向服务于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政府已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成为宏观管理和社会管理者。从企业权利与行为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非国有经济已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还有大批外商投资企业，市场化改革为他们开拓中国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从投入要素看，近年来，生产资料市场逐步建立，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稳步发展，技术市场、信息市场逐步形成；商品、生产要素和服务品的价格绝大多数由市场形成。从贸易环境上看，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依照这些法律进行自由交易的机制正在形成，市场的管理与监督也在不断改善与加强。在五个标准中，金融参数是市场化程度最低的一项。但我国正在推进这方面的改革，200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改两年来，人民币汇率屡创新高。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发布了《2005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借鉴美国传统基金会测度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思路和方法，测算出，2001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已达到2.51，折合百分比为69%，超过了市场经济临界水平60%，2002年为72.8%，2003年为73.8%。人们普遍承认，中国市场化的速度在与所有转轨国家的比较当中，是较快的。在美国传统经济研究会和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的报告中，中国市场化的进展速度以及经济自由化程度均排在俄罗斯之前十几位。包括在世界银行的相关分析中，中国市场化的速度在转轨国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截止到今年7月初，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地位的国家已由2005年的51个增长为75个。
中国市场化新进展表明，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体系正在从初步建立向成熟阶段迈进。现在大体上可以有一个基本判断，就制度变迁而言，经过29年的改革开放，市场机制已经基本上替代计划体制成为中国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价格信号也已经取代数量信号成为引导资源配置的主要信号。尽管这其中尚存在一定的无序和不公平竞争等问题，人们对中国市场化进展的具体程度的量上的判断还存在不同的认识，但承认市场机制对计划体制地位的根本性替代是普遍的共识。
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讲，中国目前已经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说我们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指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实行了市场经济制度，我们看到自己市场化程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需要继续努力；也是指中国在由初级的市场经济国家向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推进。事实证明，中国以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发展，同样也以最高的市场化进度在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啃硬骨头”，进一步深化改革
如果说29年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到今天，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深化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积累和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涉及的利益调整也必然更为复杂。改革改到今天，应该说现在剩下的就是“啃硬骨头”。
(1)改革成败的关键由企业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转变为政府改革，尤其是中央政府职能的转变。经过29年的改革历程，伴随着非国有化的进展，国有企业资产比重持续下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改革进一步深入的关键与其说是国有企业改革，还不如说更为关键的是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改革，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及政策传导机制的转变等。
(2)改革的基本内容由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主转变为完善市场经济秩序为主。经过29年的市场化推进，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为体制目标的改革进程，已进入由数量建设为主，即由以拓宽市场机制作用空间为主，转变为以质量建设为主，即以提升市场化竞争的公平性与有效性为主。
市场机制的质量提升，说到底是市场秩序的建设和不断完善，回答的问题是“谁在竞争”和“怎样竞争”，构成市场经济的内在竞争机制。对应于此，市场经济外在的环境秩序建设同样不可或缺，首先是市场经济的法治秩序，其次是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法治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统一，构成市场经济最为首要和基本的外在秩序。显然，社会经济的内在竞争秩序和外在环境秩序的建设都是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
(3)改革历史进程的重点由产品市场化转变为要素市场化。在前29年的时间里，我国市场化进展的重点是商品市场化，包括投资品和消费品市场化。如果以如何定价作为判断是否市场化的基本标准，可以说中国到目前商品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充分了，至少90%以上的商品种类的价格决定已是市场定价，如家电、食品、服装等。这是根本性的变化。但问题的根本在于，市场化更为重要的内容在于要素市场化，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的市场化，而要素市场化所需要的制度变革远远深刻于商品市场化。要素市场化发育的滞后，是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深化的突出矛盾。
相对而言，我国资本市场化程度较低，无论是直接融资市场还是间接融资市场，发育速度均较为迟缓。就直接融资市场发育来看，一是规模小，工商企业资本形成中来自直接融资市场的份额不足5%，二是秩序乱，中国股市投机性过强已成不争的事实；就间接融资市场发育来看，一是价格(利率)决定基本上仍由政府行政管制，而不是市场定价，二是国有金融资本居绝对统治地位。因而，中国市场化进程面临的突出矛盾在于如何加速和深化资本市场化。与资本市场化相比较，我国土地要素市场化程度更低，包括城市土地和农村耕地，在产权制度、交易制度、价格决定和法律制度上，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条件还远远不够。
(4)改革到了全面调整利益关系的关键时期。由于受各方面利益的掣肘，加上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改革在推进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变样。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保、收入差距......这些都是第二代改革不可回避的任务。第二代改革是新的长征，要比第一代改革困难得多，原因在于有的改革成本近在眼前，但收益却在遥远的未来。
“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的发言更坚定了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力量。
国际化:打开国门搞建设
曾有人如此概括国际化的状态:一个英国王妃乘坐由一名喝多了苏格兰威士忌的比利时司机驾驶的德国汽车，被一群骑着日本摩托车的意大利狗仔队跟踪，在法国隧道里出了车祸，抢救她的是美国医生，而用药来自巴西。
这是对国际化的一种通俗而形象的描述，不过，完全意义上的国际化并不仅仅是指人员和商品在国际范围内流动，它还包括资本、生产、金融、贸易等的国际化。概括地说，国际化是一国经济发展超越国界与别国经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过程。
实现经济腾飞的必然选择
虽然国际化似乎是一个新词汇，但如果追溯国际化的发展历史，则至少可以上溯至18世纪60年代，当时西欧在第一次科技革命带动下飞速发展，为满足资本主义生产能力迅速扩大的需要，西方资产阶级开始到海外寻求商品销路。这通常被认为是国际化第一个阶段——商品国际化。国际化第二个阶段是资本国际化，始于19世纪70年代，主要特征是各国通过资本输出实现国际联系。资本输出扩大了世界市场内涵，深化了国际分工，使经济真正走向国际化。国际化第三阶段是生产国际化，跨度从二战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增长是这一阶段最典型的特征，国际化进程越来越从流通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化的载体。国际化第四阶段是金融国际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交易额的增速超过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是此阶段的特征。当前，国际化呈加速发展趋势，表现为新一轮的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加快，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生产制造环节，大规模向优势地区转移，以及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快速增长。
国际化趋势从18世纪60年代产生至今，已经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它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套用一个时下流行的说法，国际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给国家带来发展变革的机遇，也会使国家发展面临更大的风险，但机遇大于风险。
国际化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一个国家如果能抓住国际化变革的历史机遇，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往往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腾飞。从历史上看，英国在国际化的第一个阶段成为“世界工厂”，美国、日本也都是通过积极融入国际化进程而实现经济崛起的。韩国也是利用国际化机遇实现了经济腾飞。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化使其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吸纳外国直接投资，从而为本国现代化资本积累创造条件。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资本外投的条件，从而为其资本增值创造必要条件。远观“东亚奇迹”的创造，近观印度、越南经济的快速腾飞，比较“关起门来搞建设”的一些拉美国家，国际化的积极意义不言自明。
当然，不必否认，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从国际化中分得的“蛋糕”分量不可能完全相等。开放国内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挑战和风险，但开放、走向国际化是必然的。任何一个独立于国际化之外的国家，都很难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积极参与国际化是发展中国家后来居上、赶超发达国家的必然选择。
融入国际化进程，中国创造奇迹
中国的经济崛起和“中国奇迹”的创造正是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国际化进程中实现的。一方面，我们出口本国商品，输出本国劳动力、资本等，接受国际经济规则；另一方面，我们进口外国商品，引进外国资本、先进技术等，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中国已经成为少数几个利用国际化成功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不过，回顾历史，中国走向国际化的进程并不平坦。19世纪末的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下，被强行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时间被西方国家敌视封锁，被动脱离于国际化进程之外。上世纪70年代末，新一轮的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蓬勃兴起。同国际化相联系还是相脱离，作为一个重大抉择摆在新时期中国领导人面前，中国领导人把握住这个动向，决心抓住历史机遇，实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
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实际就是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经济的国际化过程。中国的国际化与西方国家强权之下推动“自由贸易”的国际化有根本不同。在开放之初，主要以学习、借鉴和利用为主，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主张各国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
至今，中国对外开放已历经29年，中国利用后发优势，抓住机遇，在融入国际化进程中实现大发展，创造了一个个“中国奇迹”。如20世纪80年代，我国抓住国际上以轻纺产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加工产业，形成自身比较优势。20世纪90年代，中国再次抓住国际产业机构调整的机遇，积极促进机电产业发展，使我国机电产品在国际上有了一席之地。今天的中国，已被外界誉为“世界工厂”。
中国已经成为进出口大国。2002年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持续快速增长，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世界排名不断提升，已经稳居世界第三位。2007年1-9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15708.34亿美元，全年外贸进出口总值有望突破两万亿美元。
中国已经成为引资大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超过7500亿美元，2004-2006年外商直接投资连续三年超过600亿美元。目前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已有480家到中国投资，世界工业企业中的100强中已经有90多家在中国投资。
中国正成为“走出去”大国。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11.6亿美元，位列全球国家(地区)第13位，我国从事跨国投资与经营的企业已发展到3万多家，对外投资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已经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已经成为了国际化大国，并正在向国际化强国转变。从总体来看，中国是国际化和全球化中的受益者。中国由低收入国家跃升为中等收入国家，坚持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参与国际化进程功不可没。正如改革开放在中国不可逆转一样，积极参与国际化进程也是一条不归之路。
国际化不仅有“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国际化的巨大受益者，但我们在享受国际化“红利”的同时，也要面对国际化带来的挑战。今天，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影响和依存越来越明显，我们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也越来越多。
一方面，国际化给我国经济安全带来挑战。第一，市场安全。据世贸组织统计，1995年以来，反倾销立案中涉及中国产品的调查占总数的1/7左右，中国成为反倾销最大受害国。而今年以来，国外针对牙膏、宠物食品、轮胎、玩具等我国产品的召回事件频频发生，以产品质量、安全、环境等技术性贸易壁垒为名的贸易纠纷又逐渐走入大众视野。
第二，产业安全。中国企业国际化道路走得颇为坎坷:联想在美国遭遇“安全门”事件，中海油在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并购中折戟等等。同时，外资企业凭借其资金优势和技术优势大举并购我们的优质民族企业，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跨国公司如果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形成垄断局面，是否会严重威胁国家的产业安全?2006年凯雷并购徐工案就引发了近乎白热化的争议。
第三，分工安全。分工被大多数经济学家视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是，分工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却会产生“分工陷阱”。比如中国出口的玩具“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上的零售价为9.99美元，在美国海关的进口价仅为2美元，两者相差的近8美元作为“智力附加值”被美方拿走。在剩下的2美元中，1美元是运输和管理费，65美分为支付原材料进口的成本，中方只得到区区35美分的加工费。
第四，金融安全。在国际化程度日渐加深的今天，金融安全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也不例外。加入WTO后，资本项目开放是中国金融开放的必然趋势。但应该认识到，没有健全的国内金融制度，对资本流动实现有效管理，中国抵御汇率波动、投机资本冲击以及资本外逃的能力将会被大大减弱。金融部门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旦金融市场有所波动，整个经济基本面都有可能受到冲击。
另一方面，如何因应国际规则问题。某种程度上讲，国际化就是规则的国际化。国际规则是各国参与世界经济必要支持。但是，发达国家几乎完全掌握了国际规则制定权，主导着国际规则运行。虽然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用一个声音说话”的方式增加在国际规则制定上的影响力，但是国际规则的运行总体上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仍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当前，中国一方面需要借助国际规则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同时，一些既定的国际规则也给中国提出了挑战，中国必须根据国际规则调整或改变某些国内经济政策。
为了维持现有的国际格局和在国际事务上的统治地位，一些西方国家不能容忍和适应中国快速崛起，经常利用各种手段制造事端，“敲打”中国。一方面他们利用民主、人权等问题，对中国进行妖魔化；另一方面，利用经贸、汇率、产品安全等经济问题对中国施压。例如，近来的“中国问题产品”风波，西方媒体报道连篇累牍，夸大其词，有人评价，这其实是发达国家旨在妖魔化“中国制造”的恶意攻击，试图用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来打击“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在发展中化解挑战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9年来，已经开创出一条既适合中国国情又适合时代特征的道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对新挑战，我们应更主动地深化和扩大开放，在发展中化解新矛盾、新问题，通过深化国际化为中国经济崛起创造条件。
第一，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兼顾自身利益和别国利益，兼顾开放本国市场和开拓别国市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展现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同时要积极参加全球治理组织，获取更大发言权。
第二，一方面处理好内需和外需的关系，积极鼓励、刺激进口增长，减少国际收支盈余，缓和与其他国家之间贸易不平衡的局面。与此同时，变被动为主动，适应与别国的经济摩擦。中国崛起必然会伴随经济摩擦和贸易争端。因而，积极应对乃至主动出击，在国际格局中纵横捭阖，实现国家利益并承担一个大国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是中国应当认真思考制定和执行的战略选择。
第三，走新型二元工业化道路，跳出“分工陷阱”。一方面主动进入全球的“分工陷阱”，获得全球分工链条的收益，解决稳定问题。一方面主动开掘新水源，实现重点产业的赶超和发展，解决发展问题。
第四，推进金融部门改革，增强抵御外部金融风险能力。一些新兴国家的经历表明，在国内金融部门改革不成熟条件下，过早开放资本项目对该国是一场灾难。要做强做大国内金融市场，强化监管降低风险。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才能抵御外部风险。
从根本上说，未来中国的国际化需要我们不断适应和接受国际规则，努力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一方面，中国需要按照国际规则的要求开放国内市场，提高国内产业部门的国际化程度；另一方面，要利用国际规则保护国内产业利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从适应、接受到参与、主导国际经济规则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
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国际化问题，需要放到中国和平发展这个宏大的历史事件中去观察。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大规模的，具有典型的“巨国”效应，它将从总体上改变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图景。我们接受普遍适用的国际规则对我们的约束，但也不会屈从于任何政治压力。未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无疑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同时又是独立的、独特的。中国的国际化将是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融入世界市场和国际体系，成为规则参与和制定者的伟大进程。
我国信息化发展路径和战略
全球任何一家沃尔玛分店，卖掉一听可口可乐，通过收款机刷一下条码，90秒后这个数据不仅传到了沃尔玛总部，还传到了可口可乐公司。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全集团每天的收入约10亿美元，每天下午5点钟，整个集团的10亿美金收入，准时统一汇集到总账户。
如此高效的管理，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信息化的日新月异使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全球信息化正在引发当今世界的深刻变革，重塑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军事发展的新格局。加快信息化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
什么是信息化
信息化的概念起源于60年代的日本，1963年，日本学者Tadao Umesao在题为《论信息产业》的文章中提出：“信息化是指通讯现代化、计算机化和行为合理化的总称。”
在我国，1997年召开的首届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把信息化定义为：信息化是指培育、发展以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并使之造福于社会的历史过程。信息化代表了一种信息技术被高度应用，信息资源被高度共享，从而使得人的智能潜力以及社会物质资源潜力被充分发挥，个人行为、组织决策和社会运行趋于合理化的理想状态。
信息化的能量有多大？1950年出现计算机，60年代开始出现互联网，现在信息量不断递增，过去两年产生的信息量比过去一万年都要多，也就是说2005年和2006年产生的信息量大大超过2004年及以前所有的信息量。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人类进入了信息爆炸时代。
2001年，联合国在全世界做了一个测试，结果发现，在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如果初步实现信息化，那么在总投入不变的情况下，这个城市的总产值将增长2.5～3.1倍。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传统经济的结合会产生倍增效益，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信息化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智能化的综合网络遍布社会各个角落，信息已逐渐成为现代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之一，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发展和人类的生活方式。
电子商务繁荣发展。2006年，全国网民在网上购买了266.5亿元的商品，其中成立仅三年的淘宝网年交易总额突破169亿元，这一数字超过大型超市易初莲花(100亿元)、沃尔玛(99.3亿元)各自在华的全年营业额。所有淘宝网商相当于创造了2.6个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的销售额。目前，网上购物总额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了0.85%。
电子政务提高工作效率。2004年，欧盟统计，通过电子政务，汽车上户、出生登记、医疗保健、所得税申报和公司注册都省了一个小时左右。英国电信统计员工居家工作可提高劳动生产率20%，每人每年节约开支6000英镑，平均每人年生病天数由12天减为3天。
信息化促进就业形态和结构的变化。在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下，一些传统的就业岗位被淘汰，劳动力人口主要向信息部门集中，新的就业形态和就业结构正在形成。在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其信息业从业人员已占整个社会从业人员的一半以上。美国新增的科技与工程的岗位中，60%是在计算机和通信技术方面。一大批新的就业形态和就业方式被催生，如弹性工作制、家庭办公、网上求职、灵活就业等。
信息化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数字化的信息产品成为人们生活自动化和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彩电、冰箱、洗衣机到手机和视听音响，信息技术已经深入人们的生活。人们通过互联网读新闻、看电影、查资料、买东西；在网上社区论坛与人交流；通过网络预定旅行酒店机票；查阅分析股票、基金行情，帮助进行投资决策，等等。信息化已经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信息化推动全球化。以空中客车340为例，空中客车是欧盟联合制造的，生产分布在很多国家。机头黄色的部分在法国生产，蓝色的部分在德国生产，机翼红色的部分在英国生产，绿色部分是西班牙生产的，还有比利时生产的，五万多员工分布在16个工作城市。
我国信息化建设成就和路径
我国信息产业从无到有，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2006年，信息产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达到7.5%。电话用户、网络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互联网用户和宽带接入用户均位居世界第二。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已超过30%。手机、彩电、个人电脑、显示器生产量均位居世界首位。
从企业的情况来看，大型企业的电子商务发展非常快。如中石化，2006年网上采购已经超过1000亿。像宝钢、中石油、海尔、海信等，大部分的采购都是在网上进行。中小企业的电子商务是以电子商务平台发展的，如以阿里巴巴平台为主进行商务活动的，大概有3000万的企业和个人，这个规模也是相当大。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信息化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成立了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1993年，我国信息化正式起步，启动了以“金卡”、“金税”、“金关”为代表的重大信息化应用工程，拉开了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序幕。2004年以来，人们对“政务公开、信息共享、一站式办公”这些词已经耳熟能详，全国各地加快政府门户网站建设，增强了政务透明度，方便了群众办事。
1998年后，国家信息产业部组建，专门负责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服务信息化的工作。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了信息化的战略地位，提出“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2001年 ，“十五”计划纲要作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的战略决策。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2001年8月，国家重新组建了信息化领导小组，加强了对全国信息化工作的领导，先后审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信息化重点专项规划》、《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为未来信息化发展提供了明确指导。
2006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对信息化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应对信息化发展新趋势所作出的全局性战略部署。
“四化”变“五化”的重大意义
2007年10月，在胡锦涛总书记的十七大报告中，信息化被加入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新四化”之中，并位列“工业化”之后，“四化”扩展为“五化”，其意义深远。
首先，这是顺应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作出的决策。信息技术革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面对的环境，也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从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信息技术发展加速以来，经过60多年，世界各国已逐步认识到信息技术对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由于信息技术广泛的渗透性，正演变为影响国家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其次，信息化是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当前面临的瓶颈问题，保障我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必然选择。无论是解决三农问题，还是应对资源、能源需求和环境污染问题，信息化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看，无论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保障社会正义和社会稳定，还是提高群众生活质量，信息化的作用也很明显。
最后，信息化位列“工业化”之后，因为信息化和工业化是紧密相联的，信息化是工业化的高级阶段。整体来看，我国是在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基础上推进信息化的，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走发达国家“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发展道路，只能是把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起来，优先发展信息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我国信息化发展战略定位
总的来说，我国信息化战略的定位是追赶型战略，客观地说，还不是赶超型战略。当前我国信息化整体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中等或中等偏上位置。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04～2005年度《全球信息技术报告》显示，新加坡已成为信息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中国排第41位。
我国的网络用户规模世界第一，但是普及率仅为世界平均水平。互联网在全球的普及率，中国比亚洲的平均水平还要低一点，还有很大的差距。另外，城市和乡村，中部和西部，数字鸿沟还有拉大的趋势。社会信息化意识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信息安全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需要改革。总的来说我们的信息产业还是大而不强。
针对现存问题，我国在2006年制定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
确定了我国信息化发展九大战略重点：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推行电子政务、建设先进网络文化、推进社会信息化、完善综合信息基础设施、加强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提高信息产业竞争力、建设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提高国民信息技术应用能力，造就信息化人才队伍。
我国信息化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坚持以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为动力，大力推进信息化，充分发挥信息化在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军事等领域发展的重要作用，不断提高国家信息化水平，走中国特色的信息化道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
到2020年，我国信息化发展的战略目标是：综合信息基础设施基本普及，信息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信息产业结构全面优化，国家信息安全保障水平大幅提高，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取得明显成效，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初步确立，国家信息化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政策体系基本完善，国民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显著提高，为迈向信息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我国信息化将迈向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新阶段。我国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并行发展，这既是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是严峻的挑战。
链接：
部分发达国家的信息化战略地位
新加坡，从1980年至今，已制定了5次信息化发展战略。
美国：相继发布《21世纪信息技术计划》、《网络与信息技术研究开发计划》和《网络空间安全国家战略》。优先研究领域，国土安全排第一位，网络和信息技术排第二位。产业研发支出，医药研发700亿美元，汽车500亿美元，而IT占据近900亿美元。
欧盟：把生命科学排第一位，信息社会技术排第二位。实施《欧盟研究与技术开发框架计划》，信息技术被明确列为七个研究优先领域之一。
日本：制定《focus21计划》，通过国家预算对电子信息技术领域中的下一代半导体芯片、高可靠软件系统、下一代平面显示技术、下一代全球定位系统等进行重点投入。
韩国：制定《IT839战略》，确定了9项具有增长动力的信息技术作为近期及中长期的投资重点，目标是到2015成为世界竞争力前10名的国家。
信息化：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推动力
从“神舟”系列飞船、“歼十”飞机到磁悬浮列车、三峡电站大型水轮机，每一项重大的自主创新成果，都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信息化已经成为各国自主创新的源动力。中国信息化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不断以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快速成长的历程。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首先要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这样才能立足国家实际需求，真正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尤其是“信息化”在其中更有着关键性的作用。信息化与建设创新型国家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我们如何利用信息化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
创新型国家与信息化的基本内涵
所谓信息化，是指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信息技术的创新和信息网络广泛普及，信息化已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并逐步向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演进。进入21世纪后，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更加深刻。一方面，广泛应用、高度渗透的信息技术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无形资产和社会财富。信息网络更加普及并日趋融合。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交织，推动着全球产业分工深化和经济结构调整，重塑着全球经济竞争格局。同时，互联网加剧了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成为信息传播和知识扩散的新载体。
所谓创新型国家，是指世界上一些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从而保持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强大的竞争力。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创新型国家，和其他非创新型国家的主要区别在于：非创新型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是在自己的起点上，主要靠非科技因素：有的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增加国民财富，如中东产油国家；有的主要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和技术，加速自身的发展，如一些拉美国家。而创新型国家则主要是靠科学技术的创新，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科技含量高的信息技术的运用无疑起到关键作用。首先，信息化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的重要引擎。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可以缩短新知识创造周期，加快技术创新步伐。对体制创新而言，应用信息技术，不仅要改进生产手段、优化生产流程，而且要求组织调整、管理体制创新，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架构、管理模式甚至法律法规体系。
其次，科技创新和研究开发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信息化已经成为推进企业自主创新的强大动力。信息化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催生了新兴科技产业和信息服务产业。没有信息技术支撑的制造业难以成为先进制造业，没有信息技术支撑的服务业难以成为现代服务业，没有信息技术支撑的管理难以成为科学管理。
最后，当前，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战略选择。在此过程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缓解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的中心环节。相比较而言，我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地需要通过信息化带动产业转型、推动自主创新，从而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
信息化水平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标志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相互交织发挥作用的时代，一个国家信息化水平的高低，不仅反映着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实力，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也反映着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就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而言，虽然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很快，对外经济开放度也很高，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但整体上看，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
与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相类似，中国的信息化水平这些年来虽然发展很快，有一些指标已经处在世界前列，但从整体上看，无论是国民经济信息化，政府信息化还是企业信息化、社会信息化，和发达国家比，我们仍然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
世界银行在研究报告里把全球信息发展趋势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各个国家主要搞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注重技术开发，技术和应用是分开的，各自为政。第二阶段，政府开始制定统一的政策目标，把分散的技术应用整合，这时候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更为迫切。第三阶段，政府通过制定统一的政策目标，通过深入地整合各个领域的应用，最后可能会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人类才可以说进入了信息社会。报告认为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处在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转化，中国整体现在处在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化。我的看法，中国社会发展并不平衡，北京、上海大体上处在信息社会发展的前沿，处在第二个阶段起步开始向第三阶段转化，比全国其他地区快一步。
我国目前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的水平，如果深入思考后就会发现，都与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以致于体现科技创新水平的国家创新能力是紧密相关的。从经济方面来说，尽管我国的对外进出口贸易额很大，增长很快，国家的外汇储存也已上升到世界第一，但据分析，由于我国近30年吸引了大量外资，有许多外资是“两头在外”的企业，即原材料需要进口，产品生产出来后，又全部或者大多数出口，这一进一出，都增加了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量，再加上那些真正附加值高的产品，我们并不掌握核心技术，更多的钱都被境外的企业、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大公司拿走了。这就是说，这些表面上在中国“转了一圈”的利润，最终还是回到了具有科技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的外国跨国公司的腰包。
同样，在信息化领域，尽管我国这些年来发展很快，这方面的投入也很大，但是由于在这个领域的一系列核心技术，如芯片技术，高端计算机技术，信息通讯技术等，主要控制在欧美发达国家手中，因此，真正能够赚大钱的仍然是这些国家。
信息化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强大的动力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中，以信息网络技术广泛应用为代表的信息化，无疑扮演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我国已经进入世界公认的人均1000美元以后社会的大变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不管是经济、技术或者是科学等方面，都会有一个大的突破。另一方面，我国已进入必须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经济结构将从传统的生产方式向现代方式转变，社会组成要有更多的新兴的动力，从技术创新上能够带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国家信息化，推动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实现，就成为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而我国刚刚颁布实施的《2006-2020国家信息化战略》，在某种意义上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也为推动国家自主创新发展战略，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我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理由有三：
首先，从我国信息化的指导思想来看，未来国家信息化的指导思想与推动国家自主创新发展战略，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在信息化发展战略中，我们明确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坚持以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为动力，大力推进信息化，充分发挥信息化在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军事等领域发展的重要作用，不断提高国家信息化水平，走中国特色的信息化道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很显然，这个指导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了科技创新对实现信息化战略的重要性。
其次，从未来我国信息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来看，在强调为信息社会奠定基础的同时，同样突出了提高信息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对信息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规划中把通过信息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信息技术自主创新、信息产业发展的跨越，提升网络普及水平、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和信息安全保障水平，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能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能力和国民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等，作为具体的战略目标确立下来。
第三，从信息化发展的战略行动来看，还专门把“关键信息技术自主创新计划”，作为重要的战略行动计划之一。规划中指出，在集成电路(特别是中央处理器芯片)、系统软件、关键应用软件、自主可控关键装备等涉及自主发展能力的关键领域，瞄准国际创新前沿，加大投入，重点突破，逐步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在具有研发基础、市场前景广阔的移动通信、数字电视、下一代网络、射频识别等领域，优先启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加快产品开发和推广应用，带动产业发展。
可以设想，如果在未来信息化发展的进程中，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在关键信息技术领域取得重要的自主创新成果，不仅可以带动其他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而且对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也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未来我国信息化战略的推进，无疑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强大动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