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第一届世博会在英国伦敦举行，当时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对世界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政治经济格局的历史性变化还茫然无知，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将世博会称为“赛奇会”。仅有上海英商“宝顺洋行”的一个商人徐荣村，以其经营的“荣记湖丝”参加博览会，并获得金银大奖。经过几次走近世博会，不少中国人大开眼界，接受了近代文明的洗礼，进而萌发了学习西方、追赶西方的强烈使命意识。

　　 一次，在外出的时候，随手在包里塞了一厚叠报纸，乘车呆坐是极无聊之事，就随便翻报，报上照例说世博。待在上海，目之所触，耳之所闻，时时世博，处处世博，可谓是，“申城无所不世博”，都要叫人“审美疲劳”了。然而，这次却令人眼睛一亮，其中说到中国参与世博的历史，这很叫孤陋寡闻的我备觉新奇，可惜令人不能痛快的是，其中的介绍又往往浅尝辄止，语焉不详。

　　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对我们的国家民族来说是“一件大事”，但是中国参与世博的历史到底如何，我们似乎还所知不多。

　　《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商务印书馆出版）可以说是对“中国参与世博的历史”这一巨大而模糊的文化历史存在的一次“探索”式“自助游”。

　　待到畅游一番归来后，方才发现那些置身局外的“导游”事先所讲，出行之前的“准备功课”与自己所观所感，有时并不相合，有时甚至就是错误。我们在外旅游时，不是经常会遇到这种事情吗？

　　“好奇”源于“无知”，“无知”带来“乐趣”。现在，可以向朋友们大侃“沿途见闻”、“探索发现”的种种趣事了。   

  　在这次“世博历史文化之旅”中，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些故事：1851年伦敦博览会上伊丽莎白女王身边站着“身份不明”的“神秘的中国人”希生；1867年巴黎博览会上广东伶人大耍杂技而被理雅各讥斥；1876年费城博览会上李圭发表“胸罩缚乳甚于缠足”的高论；1876年费城博览会上我首批留美幼童言动自如，吐属有外洋风派；1878年巴黎博览会期间大发明家爱迪生为驻英法大使郭嵩焘大上物理课；1878年巴黎博览会期间黎庶昌乘坐备受欢迎的热气球，体验升空的感觉；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上洋员操纵展出我们的弓鞋、烟枪、枷号、刑具等丑陋物品；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上我世博官员私运赛物到纽约售卖而大发其财；1905年列日博览会上部分商人无事嬉游争斗，辱国实甚；1906年米兰博览会上令人惊叹的“捕鱼”学问，“种庄稼”学问；1910年布鲁塞尔博览会上本已谢绝参会的日本，恐我成为“远东之代表”重新决定正式参会；1910年布鲁塞尔博览会中国场馆开幕晚宴上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杨枢的精彩演说；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中国茶商是如何著色参伪的；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美女的游泳表演，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下流西人设置“中国地狱”招徕顾客。1926年费城博览会直到开幕之日，会场还空空荡荡……

　　除了这些有趣好玩的故事之外，其中留给我们值得进一步探索和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也许还很多。

　　比如，清末民初的国人是如何认识“世博会”的，或者说，世博会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也许国人对世博会的理解，不仅与世博会本身的复杂性有关（“世博是个筐，什么都能装”），而且与观察者所身处的特定时代、特殊国情有关。

　　于是，在清末民初，不同人物，不同身份，身处不同的历史环境，置身不同的世博现场，对世博会形成的认识是不同的。通过对此一时期“亲历世博”的珍贵材料的挖掘和解读，也许在清末民初这一历史时段中，国人对世博会至少有着以下三种不同的认知。

　　一、无论是王韬对“瑰奇珍异之物”的神迷，还是抱一对“陈列装饰之法”的强调，都是从“休闲”的角度来理解世博会，于是，“聚珍赛奇，娱乐游戏”成为王韬、抱一等人对世博会的认识；二、无论是李圭的“裕国利民”说，还是杨兆軻的“兴盛地方”论，都是从“商贸”的角度来理解世博会，于是，“扩充贸易、兴盛地方”成为李圭、杨兆軻等人对世博会的认识；三、无论是张元济的“表彰国力，塑造形象”，还是冯自由的“网罗文化，诱导文化”，都是从“文明”的角度来理解世博会，于是，“表彰国力，网罗文化”成为张元济、冯自由等人对世博会的认识。

　　这三种认识基本上环环相扣，递次克服，这也诠释着世博会的三种主要功能。

　　“无限风光在险峰”，中国与世博会的历史所带给我们的“大乐趣”也许正在于此。而这种“大乐趣”的获得显然得有赖于更为丰富的材料的探索和发掘。(陈占彪)

　　本文节选自《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