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垃圾焚烧场建不建，建在哪的争论同样出现在欧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今天，垃圾焚烧已经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解决垃圾问题的重要途径，尤其是日本，近年来垃圾焚烧处理率一直维持在70%%以上。日前，从日本考察归来的网民“驴屎蛋儿”向人们介绍了日本垃圾焚烧的现状和相关经验。
“驴屎蛋儿”（网名），本名黄小山，律师，是坚决抵制在北京阿苏卫建立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厂众多居民中的“旗帜”性人物。
2010年2月，“驴屎蛋儿”获北京市政府邀请赴日本考察垃圾焚烧技术。考察团一行7人中，有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媒体记者，“驴屎蛋儿”成为惟一的民间代表。
学分类 不比不知道，一比真的吓一跳
垃圾分类被认为是焚烧再利用的前提，也是垃圾处理的第一步骤。“日本经过近30年的分类，已经做到了一种极致。”黄小山这样评论日本的垃圾分类。
日本是垃圾焚烧历史最长的国家之一，也是垃圾分类做得最好的国家，这一点，是赴日本的7人小组的共识。1971年，在没有政府的干预和倡导的前提下，日本首次有居民开始自发进行垃圾分类。黄小山告诉记者，考察第一天，让他震撼的不是日本垃圾处理技术有多先进，而是日本国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及配合程度。“在日本，很多细节感染了我，比如大大小小的垃圾车，每辆收的都不是一种垃圾。日本的男人们每天早上出门，都是一手拎着公文包，一手拎着垃圾袋，把垃圾送往定点堆放的地点或者丢入公寓一层的垃圾分类收集器。”
黄小山认为，垃圾焚烧，首先要做好垃圾分类。“这一点，是我们这一行人最大的共识。我能感觉到考察给官员们带来的那种震撼和紧迫感，北京必须加快垃圾分类的步伐。”他指出，中国的垃圾，最基础的是要实现干湿分离。“居民垃圾分类是第一步，北京的居民生活垃圾占总量的30%%左右。我们的生活垃圾是自己制造的，我们有责任把分类做好，这是最基本的最低的起点。中国留学生去日本，拿到的第一个文件就是教你怎么进行垃圾分类的，所以日本的垃圾能够直接入炉也就不奇怪了。”“我已经和阿苏卫地区几个小区的业主商量过了，回北京我们就准备发表一个全民开展垃圾分类的倡议。”
学技术 日本的焚烧厂盖得像5A级写字楼
“我必须承认，如果我在日本，我也会同意垃圾场就建在我家边上。为什么？日本的垃圾场盖得像5A级写字楼，我们进门要换拖鞋，怕污染了他们的垃圾焚烧场。”回忆起这段经历，黄小山仍然很兴奋，“我敢说他们的垃圾焚烧场比三甲医院还要干净。工人的工作训练有素井井有条，焚烧炉周边没有任何味道。”
日本垃圾焚烧场给黄小山的不仅是视觉冲击，还有技术上的冲击。据他介绍，在日本参观期间，在一家垃圾焚烧发电厂，RDF（将垃圾破碎、干燥，再通过分选剔除不可燃物，最后塑造成短颗粒状的燃料棒）作为煤的辅助燃料占到了50%%，在场的官员、学者，包括他自己都吃惊不小。“结合日本的考察，也根据奥北小组的研究和调查，我们认为MBT（机械分类）+RDF+厌氧发酵可能是目前最适合我国国情的方式。”黄小山认为，RDF这种高效回收能源的技术手段非常值得借鉴，而垃圾燃料棒含水率低、热值高，甚至可与燃煤媲美，符合城市低碳运行的要求，是优质的新能源。
此外，据黄小山回忆，日本的垃圾处理中心还用焚烧垃圾的热量给周围居民提供恒温游泳池水，周边的居民也切实得到了实惠。
学监管 政府全程监管确保污染排放达标
我国目前对于垃圾焚烧的监管是比较缺失的，很多法律和机制上的问题没有解决。黄小山建议，政府不仅在垃圾焚烧厂运营的时候要监管，而在前期招投标的时候就应介入监管，实现从垃圾焚烧的技术选择、建设、运营的全程监控。“当前日本的做法是采用政府买单全权负责的模式，通过立法把垃圾焚烧确定作为公益项目，目的就是达标，把污染做到最小。”
根据黄小山的调查，一座比较先进的垃圾焚烧场每年的维持费用大约在5000万元人民币，这并不是一笔小数目。“最先进的焚烧厂，不算征地费用，光投资就要2亿美元。垃圾焚烧是烧钱的项目，我们能走到这一步是好事，说明我们国家的经济水平到一定程度了，有底气了，但是现在能否达到日本、欧美的水平要划个问号。”“日本能够成功，最大的原因是日本的垃圾焚烧场采取政府买单的方式运营。但在我们国家，大多采用BOT(建设—经营—转让)或者BOO(建设—拥有—经营)等方式运营，在巨大的成本压力下，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更快地收回本金，会不会考虑投机取巧，导致排放不达标？”为此，黄小山认为，“我们必须有一套严格的监督管理体系，确认出了问题谁负责，怎么惩罚。垃圾处理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百姓反对的是污染，如果中国焚烧的水平和技术、监督机制和管理有欧美的水平，配套的法律和赔偿机制跟欧美接轨，那我想没有人会反对。”
学沟通 居民和政府携手，才能实现共赢
“保利陇上小区的最西墙，离阿苏卫最东的院墙只有1.8公里，一位业主因为反映附近垃圾车的遗撒问题，去了一趟小汤山镇政府，无意中在一楼厕所边的通道发现了一个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一次环评报告，他非常震惊，就用手机拍下来放到了社区论坛。”谈到当时的情形，黄小山仍然不能平静，“随后，周边的几大社区陆续从网上了解了这一信息，我们居然是用这样一种方式了解到家门口要建垃圾焚烧厂的。”
和北京类似，日本名古屋市也发生过关于垃圾填埋场、焚烧厂选址的争论。但目前，市民、政府、专家一起制定、讨论政策，在日本多个城市已成常态。
日本的故事让黄小山有了更多的思考。“虽然经过各方努力，阿苏卫暂时没有建起来，但我们的目的已经不是‘不许在我们边上建’，我们需要坐在一起寻找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很多人扔下工作开始作关于垃圾处理的学问，希望和政府、专家一起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当前国情的解决垃圾问题的路。”黄小山很诚恳地说，“对抗不是出路，只有居民和政府携手才能实现双赢。”
正如黄小山所说，全国的背景是，垃圾焚烧已经变成一个敏感词，它的对立双方从争论发展成恶意的人身攻击甚至发生冲突。政府和百姓都在不理智的状态下对抗，虽然一般以政府的妥协告终，但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事实上，垃圾围城不单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问题，也是百姓必须面对的问题。“政府妥协了，结果是迁址。这对一部分人来说是赢了，但对其他人来说还是输了。
我们很清楚垃圾围城的状况，北京的垃圾还在以8%%~10%%的速度在增长，所以必须找出一条出路。”“是的，我反对焚烧，但是不反对这门技术。”黄小山如是说。 童亦弟
|
